家事国事 事事关心
家国篇6、搞四清
父亲能力突出，工作被组织认可，公社党委给他的任务也越来越多。
1963年从海河工程回来以后，居然被安排到外村做了党支部书记。这有点像现在党委派驻各村的第一书记，但是在那时候是个新鲜事儿，绝对轰动了全公社。
后苏各庄村党员老化，选不出合适的党员做支部书记，支部班子已瘫痪多年，集体经济更是一穷二白，所以党委才下决心派我父亲过去任职。这是组织安排，我父亲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但他的个人利益却因此受到了损失。
父亲户口在我们村，却在后苏各庄任党支部书记，参加后苏村的劳动，工分记在后苏村。后苏村的集体经济非常差，工分不如我们村值钱，我父亲本身就亏了，他没吱声。
而当时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都是两种分配方法并行，一部分按人口分，另一部分就按工分的数量分。于是就产生了问题：我父亲的粮食来自两个村，按人口分配来自我们本村，按工分分派的来自后苏格庄村。这种两头不落地的关系非常别扭，在外人看来也很容易引起猜想的。
到了“搞四清”的时候，村子里别有用心的人就提出了问题：我父亲吃了“双份粮”，不明真相的人就跟着起哄，把问题反映给四清工作队，并揪住不放，让我父亲退赔。
说到四清运动，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又犯了老学究的习惯）。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则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在农村简称“四清”运动，百姓们都把这次运动称之为“搞四清”。
“四清”工作队是上级从各地抽调的，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村里情况，只能是“依靠群众”，于是让我父亲“上楼儿”（相当于现在的接受组织调查）交代问题。
父亲白天坚持劳动，晚上工作队却不让他回家，要持续反省，接受工作队的讯问。父亲平时心粗，没有在意过这些利益问题，也就拿不出相关的证据自证清白，困惑，委屈，冤枉，精神几乎崩溃。
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也怕他心里想不开，出了问题（那时候因为说不清问题而自杀的人已经不在少数了），于是鼓起勇气，找到工作队负责人去理论：
“群众怀疑是可以的，但不代表他就真的有问题；你们让他交代问题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这样逼他，要给他回忆的时间，你们不让他回家、不让他休息是违反政策的！（我母亲说话向来是有理有据的，虽然没有文化，但对党的政策理解很透彻）”
工作队的负责人无话可说，只得让父亲白天继续劳动，晚上前半夜反省，后半夜回家休息。
母亲帮父亲回忆了每个细节，并向工作队做了说明，找出当时的经手人作证；另一方面仔细搜寻物证，终于从我家瓷胆瓶里找到了我们生产队当年分粮食的记录本，还了父亲的清白，解脱了父亲的窘境。
“四清”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经济，整治基层干部的贪污行为。父亲的“双份粮”风波刚过，又有人举报他可能有贪污行为，怀疑我家盖房子的资金来源有问题。
1963年春天，我的母亲张罗着在西边的院子盖了三间正房，当时父亲还在海河工地带队儿“出外勤”呢。
说起我家“盖房子事件”，其实也是蛮可悲的。盖房子是件大事儿，事情千头万绪，父亲不在家，只能由母亲前后张罗，吃尽了千辛万苦。
也正因如此，所有的花销在母亲的心里都是清清如水，盖房子从哪里买檩，从哪里买椽子，从哪里买石头，都用了多少钱，经手人是谁，都和工作组说的一清二楚。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数字帐目很是敏感，每每有收入都会在自己的小本上记下数字，因此这些资金的来源也很快就说清楚了。何年何月磨坊收入多少，何年何月卖甜瓜收入多少，何年何月卖葱秧子收入多少，笔笔有踪。
其实，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帮了母亲的忙，就是此间中国的物价，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变化，先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卖东西攒钱），后是通货紧缩，物价极速下跌（购置建材），这个变化成全了母亲，让她备齐了建房的物料。
类似的故事，并不只我的父母有过，当年绝大多数的农村干部都经历过。
2019年国庆节前夕，我身体有问题住院，邻床是一位老大妈，已经八十三岁了，柏各庄镇李伍庄人。老人每天叨叨咕咕，纠结着自己的病情，知道她内心的压力很大。我想和她聊聊家常，分散她的注意力。于是聊起了她家的日子。
老太太拉开了话匣子，竟也讲起了“四清、文革”的故事，讲起了他家老头子“上楼”被“整”的过程，讲起了她作为“四不清干部”家属所遭受的排挤和嘲讽。情节竟然与母亲讲述的高度相似，这让我颇感惊奇。
特别讲到在查清问题以后，他家老头子伤心“撂挑子”（辞职）的语气和神态，和工作队“周班子”的过程，惟妙惟肖的。她甚至还记得当年工作队负责人（据说是中央来的大干部）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可见当时印象之深刻。
她讲的好多细节，特别是邻里之间的互相猜忌和冷漠，都是父亲母亲所没讲过的。或许是当时我们太小，没记住；也或许是父亲母亲不愿意讲更多的细节，怕误导了我们。
只知道在此之后，父亲很快得到了“解放”，恢复主持村里的工作，带着大伙继续搞农田水利建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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