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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篇15 青年点儿（下）
点里的青年不只是城里来的，也有从公社各村选调出来的先进分子。他们不仅思想进步，而且都是农活的好手，作为生产的骨干补充进来。他们说话和我是一样的口音和俗语，没有陌生的感觉自然就亲近起来。
男青年里最先认识的是长宏大哥，他长得俊秀，有点白面书生模样，说话也很腼腆，慢声慢语的；
另一个延民大哥，长得特别帅，特别有人缘，也特别会聊天，我母亲很喜欢延民大哥，每每拿他当榜样教育我们举止行为的规范；
最有特点的是贵生大哥，敦实的个子，黝黑的面皮，大大的眼睛，乍一看有点像维族人，记得他是拖拉机手，当时也是特别拉风的人物；
与贵生大哥一起的，另一个拖拉机手叫尹慧大哥，他是高个子，面庞方正，五官端正，身材长得特别挺拔，很像当时的某位明星，以至于四十年后在一次婚宴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是知青回城四十年之后再聚首的合影，背景就是当年青年点儿的房屋。前排右二为郭长宏大哥，左一为老嘎达哥，左二为玉芬大姐，左三为秀芹姐，后排左一为尹慧大哥右二是当年的晓丽姐。特别感谢李延民大哥提供珍贵的图像资料）
女青年里我也认识不少，有淑萍姐、春燕姐、金烈姐，还有个漂亮的晓丽姐姐，爱说爱笑的，我因此对这个姐姐印象特别深刻，她当时想必也记住了我，以至于后来在我的婚事中，她一言九鼎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了我的大舅嫂。
城市来的青年我也慢慢熟悉起来，陆续认识不少。玉芬大姐是老资历的知青，当时在青年中属于大姐，我自然能记住她；
还有一个姓朱的女知青，大大的眼睛，但是沉默寡言，因为是同姓，一下子便记住了她；
还有几个是因为他们的姓氏特别，便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是琚树勇，另一个叫鞠克江。
所有城市来的青年里，最熟悉的是一个叫“老嘎达”的哥哥。老嘎达的大名叫张建明（我多年后问了父亲才知道的），但是当时几乎没人叫他的名字。
青年们叫他“老嘎达”可能是一种昵称，或许是他年龄小的缘故。我们这帮孩子们也都叫他老嘎达，更感觉是他的外号，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种权势或者一种恐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护秋员。
我脑海里还常常能浮现出这样的图景：一个矮个子青年，穿褪了色的灰色卡其布列宁服和劳动布的牛仔裤，傲慢地昂着头站在路边，手里不停地耍弄着一把短把镰刀，眯着眼审视着推着手推车的孩子们，偶尔手里的镰刀停下，指向了某个人，高喊一声：
“停、停下，把车子解开，我要检、检查（老嘎达哥哥有些口吃）！”
这是护秋员“老嘎达”的日常工作，没人能禁得住“老嘎达”那双小眼睛的逼视，因此也就没人敢从青年点儿的地里偷东西。
我在放秋假的时候，经常去青年点儿打草，也就和老嘎达熟悉起来。
即使熟悉了，我也很守规矩的，连拔草时带出来的花生也不敢吃，心里怕被老嘎达发现后训斥，或者是汇报给父亲知道，那就更麻烦了。
其实老嘎达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严厉凶狠，或者说他的内心还挺细腻。他发现我的谨慎和拘尼，便问我为什么不吃一些花生。
我的回答自然是很正统的，大概意思是不能损坏集体利益，或者还告诉了他我父亲的严格要求。总之是不能吃的。
但是老嘎达是不管那么多的，从不远处的花生地里捡来一掐晾得半干的花生秧，扔在我面前：吃，吃吧，没事儿的！
从此我俩就成了挺要好的朋友，每当我打草累了的时候，都会去找他玩儿一会儿，或者央他帮我折几条柳枝，做个草帽戴在头上。
过了二十几年以后，在唐山再一次见到老嘎达，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带着夫人孩子去给我的父亲拜年。那时的他变得很成熟、也很健谈，虽然依旧有些口吃，可还是不停地说起当年我和他的往事，讲给他的夫人和孩子听，感觉非常亲切。
（四十年的变化沧海桑田，当年的不毛之地都变成了一碧万顷的良田，照片中的房子就是当年青年点儿的遗址）
青年点儿的土地广阔，西起大埝，东到二道埝，东西宽两三公里南北长约一公里的土地都是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比我们农村要多几倍呢。
他们的土地也和村里的不同，靠近大埝的一半是碱性土，原来都是涝洼地，被他们用机械整理的方方正正。他们的大型拖拉机深耕、机播效率很高，很有现代农业的气象。
靠近二道埝地方是滦河泛滥时的流沙，长满了毛子草和荆棘的。他们在地里栽了一垄垄的桑条，把土地分成一条条的（现在想来那是为了防风固沙）。
桑条中间的耕地走不了大型机械，父亲他们用马拉着鑊子耕地播种，父亲在后边把鑊子，几乎是一溜小跑，可想而知他的劳动强度。
（如今这希望的田野凝聚着当年知青们的汗水，是用他们青春的岁月铺就的）
青年体力好，劳动热情也高，干起活来一派生龙活虎，完全不是生产队里那种慢腾腾的景象。
父亲从公社各村选调出来的先进分子，自然是生产的骨干，也是父亲管理的助手。因此青年点儿也就成了公社的先进集体，工分分红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地的村庄，这些本地青年后来也大多成了生产经营的高手，不少人都是各村的当家人带头人。
父亲工作率先垂范，为人热忱，处事有长者风范，很快与这些青年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是父亲后来在唐山生活的留影）
青年们崇拜他，服从他，视他为知心人，彼此结成终生友谊称呼父亲“朱叔”，我就又多了一个名字：“朱叔的孩子”。
我小时候就与青年们相熟，稍长，在落实知青政策时候，青年们接续工龄时，又多是我接待联系，渐渐的相熟起来。
父亲晚年生活在唐山，青年们经常以父亲为中心组织聚会，怀念青年点的那段日子，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就这样青年们与父亲的友谊延续到我这里，我又多了好多哥哥般的知心朋友。
（当年的知青们在唐山聚会时和父亲的合影）
我与长宏大哥的友谊就始自于青年点儿的生活。这友谊在我工作成家之后一直没有中断，进而发展成通家之好。每年我都要带着夫人去给大哥大嫂拜年。大哥大嫂也也非常热情，时常打电话问询我们的情况，每年给我准备好多特产，感觉特别温馨。
后来，父亲在唐山养病，长宏大哥几次探望，每次都谆谆嘱咐，询问生活中有无困难，我内心温暖，只是讷于表达，感觉到亲兄弟般的情谊。
2012年上半年，我受聘于一家公司，要去国外工作，动身前内心迟疑，放不下老父亲的身后事，惟恐到时候措手不及。
于是我带着夫人，找到长宏大哥，把内心的困扰说给他听。他深深明白我的心意，但是言语很简洁：放心吧，有我呢！
2012年8月20日父亲去世，我当时正在国外。长宏、延民两位大哥第一时间赶到，帮着料理后事，当年的知青们也陆续前来参加父亲的葬礼。
父亲的追悼会由长宏、延民大哥主持并致悼词，悼词情真意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有人说，人的一生只要交两个朋友，一个朋友肯在你困难时借给你钱，另一个朋友肯在你死后来为你送葬，那么此生足矣。
我想父亲应该是做到了！对于父亲来说这也是一种圆满吧。
还有一个花絮也值得一提，父亲追悼会后，有一个旁观者（亦或是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问我：你家老人的悼词有没有底稿？我要保存起来！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写得太感人了。
我告诉她，不是文字写得好，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太深、感情太真，这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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