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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篇15 青年点儿(下)
点里的青年不只是城里来的,也有从公社各村选调出来的先进分子。他们不仅思想进步,而且都是农活的好手,作为生产的骨干补充进来。他们说话和我是一样的口音和俗语,没有陌生的感觉自然就亲近起来。
男青年里最先认识的是长宏大哥,他长得俊秀,有点白面书生模样,说话也很腼腆,慢声慢语的;
另一个延民大哥,长得特别帅,特别有人缘,也特别会聊天,我母亲很喜欢延民大哥,每每拿他当榜样教育我们举止行为的规范;
最有特点的是贵生大哥,敦实的个子,黝黑的面皮,大大的眼睛,乍一看有点像维族人,记得他是拖拉机手,当时也是特别拉风的人物;
与贵生大哥一起的,另一个拖拉机手叫尹慧大哥,他是高个子,面庞方正,五官端正,身材长得特别挺拔,很像当时的某位明星,以至于四十年后在一次婚宴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是知青回城四十年之后再聚首的合影,背景就是当年青年点儿的房屋。前排右二为郭长宏大哥,左一为老嘎达哥,左二为玉芬大姐,左三为秀芹姐,后排左一为尹慧大哥右二是当年的晓丽姐。特别感谢李延民大哥提供珍贵的图像资料)
女青年里我也认识不少,有淑萍姐、春燕姐、金烈姐,还有个漂亮的晓丽姐姐,爱说爱笑的,我因此对这个姐姐印象特别深刻,她当时想必也记住了我,以至于后来在我的婚事中,她一言九鼎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了我的大舅嫂。
城市来的青年我也慢慢熟悉起来,陆续认识不少。玉芬大姐是老资历的知青,当时在青年中属于大姐,我自然能记住她;
还有一个姓朱的女知青,大大的眼睛,但是沉默寡言,因为是同姓,一下子便记住了她;
还有几个是因为他们的姓氏特别,便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是琚树勇,另一个叫鞠克江。
所有城市来的青年里,最熟悉的是一个叫“老嘎达”的哥哥。老嘎达的大名叫张建明(我多年后问了父亲才知道的),但是当时几乎没人叫他的名字。
青年们叫他“老嘎达”可能是一种昵称,或许是他年龄小的缘故。我们这帮孩子们也都叫他老嘎达,更感觉是他的外号,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种权势或者一种恐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护秋员。
我脑海里还常常能浮现出这样的图景:一个矮个子青年,穿褪了色的灰色卡其布列宁服和劳动布的牛仔裤,傲慢地昂着头站在路边,手里不停地耍弄着一把短把镰刀,眯着眼审视着推着手推车的孩子们,偶尔手里的镰刀停下,指向了某个人,高喊一声:
“停、停下,把车子解开,我要检、检查(老嘎达哥哥有些口吃)!”
这是护秋员“老嘎达”的日常工作,没人能禁得住“老嘎达”那双小眼睛的逼视,因此也就没人敢从青年点儿的地里偷东西。
我在放秋假的时候,经常去青年点儿打草,也就和老嘎达熟悉起来。
即使熟悉了,我也很守规矩的,连拔草时带出来的花生也不敢吃,心里怕被老嘎达发现后训斥,或者是汇报给父亲知道,那就更麻烦了。
其实老嘎达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严厉凶狠,或者说他的内心还挺细腻。他发现我的谨慎和拘尼,便问我为什么不吃一些花生。
我的回答自然是很正统的,大概意思是不能损坏集体利益,或者还告诉了他我父亲的严格要求。总之是不能吃的。
但是老嘎达是不管那么多的,从不远处的花生地里捡来一掐晾得半干的花生秧,扔在我面前:吃,吃吧,没事儿的!
从此我俩就成了挺要好的朋友,每当我打草累了的时候,都会去找他玩儿一会儿,或者央他帮我折几条柳枝,做个草帽戴在头上。
过了二十几年以后,在唐山再一次见到老嘎达,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带着夫人孩子去给我的父亲拜年。那时的他变得很成熟、也很健谈,虽然依旧有些口吃,可还是不停地说起当年我和他的往事,讲给他的夫人和孩子听,感觉非常亲切。
(四十年的变化沧海桑田,当年的不毛之地都变成了一碧万顷的良田,照片中的房子就是当年青年点儿的遗址)
青年点儿的土地广阔,西起大埝,东到二道埝,东西宽两三公里南北长约一公里的土地都是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比我们农村要多几倍呢。
他们的土地也和村里的不同,靠近大埝的一半是碱性土,原来都是涝洼地,被他们用机械整理的方方正正。他们的大型拖拉机深耕、机播效率很高,很有现代农业的气象。
靠近二道埝地方是滦河泛滥时的流沙,长满了毛子草和荆棘的。他们在地里栽了一垄垄的桑条,把土地分成一条条的(现在想来那是为了防风固沙)。
桑条中间的耕地走不了大型机械,父亲他们用马拉着鑊子耕地播种,父亲在后边把鑊子,几乎是一溜小跑,可想而知他的劳动强度。
(如今这希望的田野凝聚着当年知青们的汗水,是用他们青春的岁月铺就的)
青年体力好,劳动热情也高,干起活来一派生龙活虎,完全不是生产队里那种慢腾腾的景象。
父亲从公社各村选调出来的先进分子,自然是生产的骨干,也是父亲管理的助手。因此青年点儿也就成了公社的先进集体,工分分红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地的村庄,这些本地青年后来也大多成了生产经营的高手,不少人都是各村的当家人带头人。
父亲工作率先垂范,为人热忱,处事有长者风范,很快与这些青年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是父亲后来在唐山生活的留影)
青年们崇拜他,服从他,视他为知心人,彼此结成终生友谊称呼父亲“朱叔”,我就又多了一个名字:“朱叔的孩子”。
我小时候就与青年们相熟,稍长,在落实知青政策时候,青年们接续工龄时,又多是我接待联系,渐渐的相熟起来。
父亲晚年生活在唐山,青年们经常以父亲为中心组织聚会,怀念青年点的那段日子,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就这样青年们与父亲的友谊延续到我这里,我又多了好多哥哥般的知心朋友。
(当年的知青们在唐山聚会时和父亲的合影)
我与长宏大哥的友谊就始自于青年点儿的生活。这友谊在我工作成家之后一直没有中断,进而发展成通家之好。每年我都要带着夫人去给大哥大嫂拜年。大哥大嫂也也非常热情,时常打电话问询我们的情况,每年给我准备好多特产,感觉特别温馨。
后来,父亲在唐山养病,长宏大哥几次探望,每次都谆谆嘱咐,询问生活中有无困难,我内心温暖,只是讷于表达,感觉到亲兄弟般的情谊。
2012年上半年,我受聘于一家公司,要去国外工作,动身前内心迟疑,放不下老父亲的身后事,惟恐到时候措手不及。
于是我带着夫人,找到长宏大哥,把内心的困扰说给他听。他深深明白我的心意,但是言语很简洁:放心吧,有我呢!
2012年8月20日父亲去世,我当时正在国外。长宏、延民两位大哥第一时间赶到,帮着料理后事,当年的知青们也陆续前来参加父亲的葬礼。
父亲的追悼会由长宏、延民大哥主持并致悼词,悼词情真意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有人说,人的一生只要交两个朋友,一个朋友肯在你困难时借给你钱,另一个朋友肯在你死后来为你送葬,那么此生足矣。
我想父亲应该是做到了!对于父亲来说这也是一种圆满吧。
还有一个花絮也值得一提,父亲追悼会后,有一个旁观者(亦或是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问我:你家老人的悼词有没有底稿?我要保存起来!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写得太感人了。
我告诉她,不是文字写得好,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太深、感情太真,这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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