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升入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位新的班主任，他就是王明老师。
那时候王明老师三十多岁，但长得却不年轻，高高瘦瘦的，上身有些向前佝偻，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形成的习惯；眼睛可能已经高度近视，每每看东西都眯起眼睛。
我早就听说过他，因为他在我们公社很有名气，管学生很严格，是个“狠角色”。
因此听说他当我们班主任时内心里惴惴不安，很是忐忑了一阵子。
谁知道开学第一天，我就“犯”在他手里了，因此有了我俩第一次的交锋，并因此开始了我们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
具体细节，我在我的回忆文章《影响我人生的三位老师》中，有过如下记载：
王明老师的名字，和中共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一字不差，我觉得很新奇，大喊了一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王老师刚好走进教室，肯定是完完全全地听见了。老师的脸沉的像水一样。我预感到不好，做好了挨斗争的准备。
可是接下来的一切出乎了我的意料。
老师很郑重的自我介绍，并且很认真的澄清了一下：“我叫王明，但此王明非彼王明！刚才喊话的人是谁？我恳切地希望他能站出来！”
其实他很清楚是我喊的，目光灼灼的看着我。说实话，我都有点懵了。但是有啥办法呢？站起来等着挨批吧！
然而，我出乎意料地被表扬了，读了四年书第一次被表扬了。
老师接着讲了很多话，大概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我很好学，一个小学生就知道中共党史，不简单，希望我继续努力，不懂得的问题问他；
第二，我很诚实，没有刻意地隐瞒，可见也并无恶意；
第三，他并不忌讳我们直接叫他的名字，只是希望在名字的后边缀上老师两个字。因为这毕竟是在学校里 ，是个斯文的地方，是个讲规矩、礼法的地方。
王老师的话入情入理，让我听着如沐春风。
他的做法和别的老师完全不同，没有搂头盖顶一顿狂吼，也不端架子，脸上没有挂着那种师道尊严的面具。
我的心门从此被打开了，内心里不再排斥老师，反而感觉有些亲近了。
王老师同时担任我们的语文课和和数学课。
他知识很渊博，能给我讲很多我闻所未闻的故事。也会给我们讲很多教材以外的知识，比如修辞方法，又比如划分句子成分。这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崇拜，课堂上认真听讲还来不及呢，自然就不会再顶嘴了。
记得王老师给我们讲数学应用题，讲追击问题；讲相遇问题；讲水管问题；讲鸡兔同笼问题。我每每都是抢着回答，抢着交作业。
而每当这个时候，王老师总是对我说，别人用一种方法算出结果就行，你必须用三种算法才能通过。
我问他原因，他说：谁让你聪明呢？表面上看，老师对我要求挺严，有点苛刻，实际上他是在对我进行鼓励和鞭策。
从此以后，我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一刻不停地钻研学习。
我母亲的眼光很敏锐，她发现了我学习态度的转变，知道这是王老师教育的结果。
为了让我从心里亲近王老师，她给我创造了机会，打发我去看看王老师。
我当时未谙世事，很是懵懂，就不停地问母亲，为什么要去看王老师？母亲也没做过多的解释，只是说，你应该去看看的，哪怕帮老师做点杂务，老师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怀着惴惴的心情到了老师的家里，向老师复述了母亲的话，老师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他哪里肯让我帮他干活，直接把我推到炕头上，找出书来，让我自己看，而他自己去忙着为我张罗好吃的去了。
如此一来，我和王老师之间除了师生情谊，还有了一层亲情的爱，他像个长者一样，每次都是喊我的乳名，而且还要在乳名前面加上“我们”二字，让人感觉从心里温暖。
多年以后，我从事了教育工作，时常会想起王老师对我的爱和责任。
我也继承了王老师的品德，满腔热情地去和学生交流和沟通。
我相信：只有没尽责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我的学习从此步入快车道，成绩突飞猛进。
每次公社统考我都会受到表彰，而每每当我乐得快要飘飘然的时候，老师总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取得这些成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这是一段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我们学过的，其实王老师使用这段话惊醒我）”。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王老师，去了镇上读初中。
但是我和老师的联系却没有中断。王老师仍在我们村的小学执教，我放学的时候，经常会在村头碰见王老师，王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学习，关心我在班集体的表现。
2
时间一长，我们师生就有了默契，每天都要碰面说几句话，地点就在我们村南边，乡村公路的拐角处。
后来，老师每天给我写一个小纸条，或是一个代数公式，或是一道平面几何的定理证明。
老师不是在给我布置作业，他给我的说法是：他要拾起荒废的功课，参加地区师范学校民师班的招生考试，需要我帮他做几道难题，系统复习一下。
我当时是信以为真的，而且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因此每次都尽可能详细地写出答案。见面的时候，甚至要在地上画出图形，列出步骤。
现在想来，以老师的博学，这些初中的基本知识是难不倒他的。
他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在帮助我学习，或许是以另一种方式关心和鼓励着我。
最终，老师考上了抚宁师范学校，我也紧接着考入了滦县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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