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和韩信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
韩信把心理战、间谍战玩得出神入化，这种人太“贼”，很难控制。
李靖玩的是“大基本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堂堂正正，这种人稳，让人放心。
第一次，平定辅公祏。
虽然史书上记录得很简略，但是可以看出，辅公祏并非无能之辈。
在得知唐军来攻之后，他自己以少量精兵固守石头城作为诱饵，并把重兵部署在外围水陆两路。
并密布工事十余里，与自己形成犄角之势，目的就是引诱唐军进攻石头城，届时援军便可以切断唐军后路，对其进行反包围。
当时的将领看到外围的防御工事都产生了畏难情绪，很多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攻击看起来兵力比较薄弱的石头城，以期擒贼先擒王。
但是李靖却力排众议，他认为这是敌人布置好了口袋给我们钻。
但是敌人虽然布置了工事占据了一定优势，却也恰恰因此会因为工事而产生麻痹大意。
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硬碰硬，敌人肯定也会认为我们不敢打，因为那是跟他们自己的设想相一致的，如此便产生了认知盲区。
那么我们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旦攻下外围，敌人的计划就将全部落空，这样产生的震慑效果甚至比擒贼擒王还要强烈。
最后众人听取了李靖的建议，苦战击破外围，最后的结果与李靖设想的别无二致，辅公祏大惊放弃石头城遁走，最后被擒。
第二次，灭东突厥。
这一战史书记录的更加简略，李靖率领三千精骑冒着严寒长途奔袭颉利本部。
颉利根本不敢相信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唐军回来攻击，结果毫无防备，根本没有招架之功，“一日数惊”，完全弄不清楚敌情而只能一味逃窜。
同时李勣率领另一路唐军与李靖接力袭击突厥，突厥立足未稳，就又被唐军杀得大败，这个时候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根本没有喘息机会，也全然摸不清唐军底细，只能一路奔逃。
由于实在缓不过气来，所以颉利派人向太宗请降，希望能够借机调整。
结果颉利见到太宗派来的使者倒是相信了大唐的诚意，可李靖却没有相信他的诚意，就在他麻痹大意的时候给了他致命一击，颉利被擒，东突厥从此灭亡。
第三次，远征吐谷浑。
又是冬季冒着严寒出征，第一战打败伏允可汗，他率部西遁。
这也是游牧民族的惯用伎俩，虽然打不过你，但是跑得过你，我又不像你需要那么多辎重，这么大的草原我跑远点，你能拿我怎么办？。
如果换成别人，可能也就算了，毕竟这种严酷的天气下土谷浑已经不是最大敌人了，天气才是。
但是李靖可不是别人，他最擅长反其道而行之，你认为我不敢追，那我偏偏就去追，追上就打你个出其不意。
虽然我需要辎重，运输补给困难，但是我追上你可以从你那里补给啊，这就叫因量于敌。
他和侯君集分兵两路，南北追击，一路追着土谷浑打，每次都大败之，缴获的牛羊用来充当军粮，结果反而士气高涨。
另一路侯君集确实比较苦，辗转两千里才截住伏允部，一战将其击溃。之后又是一路尾随追杀，伏允最后逃无可逃，被部下所杀，其余人归降大唐，土谷浑从此灭亡。
我们看人家用兵，是不是觉得很轻松？
不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嘛，不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只要追上了，敌人就“一战而溃”，这么说我上我也行。
真的是这样吗？
李靖为什么敢于在人家外围工事连绵十几里的情况下跟人家硬碰硬？
说明人家是有硬碰硬的资本的，这个资本不是战场上的临场发挥，而是战场之外的训练、粮草、装备、士气等等一系列因素。
应该说以当时唐军的战斗力，纸面实力肯定是大于辅公祏的，在这种情况下将领要做的不是出什么奇谋妙计，而是要降低风险，避免阴沟翻船，这叫“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
人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也会千方百计地引诱你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抵住诱惑，能够清醒的判断敌我形势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李靖这一战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般堂堂正正，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后面两场灭国战如出一辙，为什么李靖敢于冒险千里奔袭？
这可不是凭运气，撞大运那么简单，茫茫草原上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在哪里呢？
你怎么保证人家不知道你来了？
行军途中怎么保证后勤补给？
长途行军怎么维持将士们的士气？
这些如果做不好，就不是你去千里奔袭，而是千里送人头了。
功夫还是在战场外，通过情报工作了解对手，通过保密工作隐藏自己，通过种种管理手段保证后勤，通过激励措施维持高昂斗志。
这些方面李靖做到了如教科书般严谨，以至于让人觉得似乎也没什么，这就叫“大巧若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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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打球，日常训练是基础保证，但是上场能够发挥十成吗？
不可能，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一般情况下能发挥个六成就算及格了，如果发挥到八成，就算输了也不冤，只能说时运不济，要么就是技不如人。
有人还希望能够超常发挥，甚至高于平时训练水平？
寄希望于这种事还不如去买六合彩，不是说完全没可能，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
可能也正是“基本功”过于扎实，导致了李靖似乎并没有什么话题性，影响力远不如李世民。
不像韩信，风头出尽，一度盖过刘邦，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反正收藏你也不看，点个“在看”意思下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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