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坚
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场建设
厦门老市场分布图
位于厦门老市区大同路和思明东路之间这座100来米长的第七市场,是厦门依然还在营业的唯一的老市场。在厦门话中,“市场”的意思,包括“菜市场”。而普通话里的“市场”,在厦门话中,有时则说成“市面”。“市场繁荣”,说成“市面老烈”。本文所说的“市场”,指的就是“菜市场”。
厦门老市场的建设,要从1920年代厦门市政改造说起。根据1932年出版的《厦门工商业大观》一书介绍,1919年8月,厦门设立“市政会”(决议机构)和“市政会局”(执行机构),开始筹划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1920年6月,重设市政会,第一届会长,是鼓浪屿菽庄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第一届督办,是曾任厦门道尹、福建省财政厅长的陈培琨[1]。1921年,曾任闽南护法区工务局局长的周醒南[2],就任负责实际操作的厦门市政会委员长,厦门市政改造逐渐步入正轨。1925年6月,在当时主政厦门的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主持下[3],改组市政会、市政局为“市政督办公署”,督办为林国赓、陈培琨,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会办周醒南,厦门市政建设全面铺开[4]。其建设资金来源,一是发行市政公债,二是征收临时市政捐,三是征收屠宰附加税,四是出售折剩余地的收入,五是海滩代填费的收入,六是建成房屋之后出售所得的利润,七是平整土地、填埋内河及海滩之后,出售地皮的收入,八是征收车辆捐[5]。简单来说,就是十个字:发债、征税、代工、建房、售地。看得出,在当年军阀混战、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背景下,为了厦门市政建设,周醒南可谓殚精竭虑。
根据当年规划,在厦门老城区中,拟建设九座市场。市场建设的原则,一是依据市内人口分布和生活特点,合理布局,二是“适合卫生为重心”,三是“场内经营,分类雁序(整齐有序)”,四是“场道四达贯联,俾市民适于购买”[6]。应该说,这四项市场建设原则,观念先进,到今天仍然适用。
于是,从1927年起,厦门市场建设全面展开。1928年7月,位于中华路古城口(今中山路古城东路路口)的市场最先建成,被命名为“第一市场”[7]。其后建成的市场,按照建成时间先后,顺序命名。根据1931年出版的《厦门指南》一书介绍,到1931年时,厦门已建成美仁宫“第二市场”(今厦禾路溪岸路“美仁宫大厦”一带)、厦门港“第三市场”(今厦门港碧山路“鹭江海景花园”一带)、浮屿角“第四市场”(今思明北路“源通中心”南面)、甕菜河“第五市场”(今思明南路妙香路一带)等五个市场[8]。另据1932年《厦门工商业大观》一书介绍,鱼仔市“第六市场”(今中山路泰山路与水仙路钓仔路交汇处)、青龙宫“第七市场”(今大同路与思明东路之间)、鹭江道首叚“第八市场”(今开元路开平路与营平路交汇处)、惠灵宫“第九市场”(今思明南路定安路“老虎城海鲜美食街”附近)等市场,有望在1932年底之前竣工[9]。
根据《厦门市志》统计,到厦门沦陷之前,厦门老城区共建成9座市场,共计470间房屋,建筑面积1.49万平方米[10]。至于市场建设资金,很大部分来自于民营公司。例如,当时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与数位同安籍华侨合资组建的“兴安公司”,先后兴建了第五市场、第七市场[11];“民产公司”,则先后新建、改建第二市场、第四市场、第六市场等处公厕[12]。另据1929年《昌言》上的一篇报道说,第四市场,已卖给“港仔口街长裕号”[13]。而在1947年10月4日至6日厦门《江声报》上,则连续三天刊登《第八市场全座让租》启示,称:“启者,渠于民国廿二年(1933年),自建第八市场全座,因渠旅外营商,对于该(市)场,时为乏人调整,今特招人全座承租。”启示未落款,不知建设第八市场的那位侨商是谁[14]。
此外,在鼓浪屿龙头路(今鼓浪屿菜市场旁),鼓浪屿工部局还建有一座“鼓浪屿市场”[15]。
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场管理
两张民国时期的发票,陈亚元先生提供
除了鼓浪屿市场情况较特殊、由鼓浪屿工部局管理外,其余岛内9座市场,均由民国时期的厦门公安局管理。另据民国时期厦门报纸报道,各个市场所在地的保长,也有协助管理市场之责。
在1931年出版的《厦门指南》中,收有厦门公安局制定的《第一市场暂行条例》。条例共15条,规定:市场由市公安局专派特务警察(执行特别任务的警察)1人专职巡视市场内外,并负责市场日常治安,另聘打扫夫(清洁工)1名,负责市场垃圾清理。鱼类、肉类、蔬菜类,只准在市场内贩卖;同时,市场内也可出售干货、卤制品及水果。为了保护市场内经营户的利益,市场四周各1000尺范围内,禁止流动摊贩出售鱼、肉、菜。条例中还规定,市场内经营户,必须保证货品新鲜、卫生,必须按月交纳租金,每间月租大洋8元5角。市场产生的垃圾,由各经营户自己收集,每天早、午、晚三次,倾倒在卫生局垃圾车里,由打扫夫(清洁工)集中运往外处。每一年,“市场内外各部分,须涂油及扫白灰水一次”[16]。条例中还说,违反规定者,将分别受到罚款、拘役等处分。
不过,厦门市收藏家协会的陈亚元先生,收藏着两份非常有趣的相关发票。其中一份显示,1936年8月30日,第三市场清道伕(清洁工)姜某,收到华侨银行“二十五年八月份饷银大洋12元、扫具费1元,共13元”。看来,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公安局,也搞乱摊派,将第三市场清洁工的工资,摊派由华侨银行承担。另一张发票,是1936年9月,厦门市公安局,收到第三市场街55号“门牌费大洋2角”。这个“门牌费”,不知是制作门牌的工本费,还是按月收取的乱收费?因为缺乏相关材料佐证,具体情况不详。
寂寞的第六市场、第八市场
第六市场,位于泰山路与钓仔路交汇处,是厦门现在最完整的民国时期老市场建筑
营平路上“八市水产商店”,是进入第八市场内部的入口
1948年8月16日,厦门《江声报》上,刊登了由鲁钝撰写的一篇文章《八大市场之递嬗》。文章中说,厦门沦陷之前,曾建有八大市场。这种说法有点奇怪,这位鲁钝先生,居然对思明南路定安路上的第九市场视若无睹,不知何故?不过,文章还是介绍了抗战前后厦门几座市场的变迁。鲁钝先生说,到1948年时,厦门港“第三市场”已废置,移址到新鱼行口;妙香路“第五市场”,亦变为住宅;中华路古城口“第一市场”、美仁宫“第二市场”和浮屿角“第四市场”,已成“半张半弛状态”。他说:“现光景最好者,厥推关仔内之第七市场,次之即第八及第六(市场),亦为闹市。”据他分析,第七市场之所以生意兴隆,因为它在老城区里位置适中,四周消费人口密集,当然会吸引许多商家前往那里摆摊设点。“夫营业佳,则货愈多”,货品销售愈快,则价格自然降低,“此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 [17]。
不过,鲁钝先生笔下的闹市“第六市场”,现在却近乎默默无闻,静立在中山路泰山路与水仙路钓仔路交汇处,即“中山海景大厦”斜对面。其实,这座第六市场,是现存外观最完整的民国时期厦门老市场,两侧四层,门楼两旁五层。门楼中间,一至三楼放空,四至六楼,悬空建筑三层。门楼六楼顶上,立有大字书写的“第六市场”四字;门楼悬空建筑的四楼上,饰有小字匾额,亦书“第六市场”。综观整体建筑,呈“山”字形,从中间向两边同时依次递减,造型美观。范寿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第六市场,自清代至民国,这里专门锻打大大小小的鱼钩,还出口到南洋。”所以,第六市场旁边那条小路,得名“钩仔路”[18]。只是,第六市场,如今仅剩一门,整座建筑也已变为住宅。
同样寂寞的,还有民国时期“第八市场”。现在,许多厦门人、包括厦门本地媒体在内,都将厦禾路开禾路和营平路上热闹的菜市场,称为“第八市场”,其实是错的。真正的第八市场,位于开元路开平路与营平路交汇处,是一座截面同样呈“山”字形、两侧四层、门楼五层、外墙为红砖的四方形建筑,原有四门,现在里面已变为民居,市场牌匾也已消失不见,倒是朝向开平路和营平路的一楼商铺,热闹依旧。不过,从营平路上挂有“八市水产商店”处,进入安静的楼内,就能将满街的喧嚣抛在身后。在那里,我遇到68岁的郭春坚先生。他是位热心人,退休前在水产公司工作,现在每个星期天早上,他都来此找老朋友们泡茶、聊天。幸亏有他的指点,我才能确认这座真正的第八市场大楼。
第八市场(内部)
69岁的郭春坚先生,是水产公司退休员工,在第八市场里,为我耐心讲解市场历史
第七市场里,民国时期建成的拱券门 第七市场的温馨记忆 4岁的吴佳佳开始换牙了,笑起来时,咧着缺了几颗门牙的小嘴,配上两个酒窝和一双眯眯的小眼,很可爱的样子。她一点儿也不怕生,举着一粒橙色的气球让我拍照,还比划出一个手势“耶”。 4岁的吴佳佳,是第七市场里的“小地保” 然后,就蹦蹦跳跳地到处跑,跟市场里每户商家都很熟的样子。来来往往的人流,似乎一点儿也没影响到她童年的欢乐。她是漳州龙海市浮宫人,从小跟着摆摊卖鸡鸭的妈妈,在厦门第七市场里长大。现在佳佳说起闽南话来,除了一个龙海口音“hy-o”(龙海话:是的),剩下的,满口都是厦门腔。 “佳佳是第七市场里的地保。”佳佳的邻居、在第七市场22号开家小杂货店的陈先生说。1960年出生的陈先生和凌女士,是依然住在第七市场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厦门人之一。他们俩指着市场里的摊位,挨个向我介绍。一帧一帧黑白的影像,逐渐拼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第七市场的旧影:“从大同路进来,第一间现在卖炸菜丸子的,原来是豆干(豆腐)店。豆干店对面,是食杂店。过来这家,现在卖鱼丸的,原来是豆油(酱油)店,也卖酱瓜、咸菜。再过来是三排菜格子(销售蔬菜的三层木头架子),卖各种青菜、菜头(蔬菜、萝卜)。菜市中间是卖肉的。再过去,思明东路那头,是卖鱼的。卖鱼的对面,也是菜格子。噢,你讲的那位思北小学陈老师,就住在20号三楼。那位王老师,她婆婆住在再过去几间。” 陈老师名叫陈佩珍,是我小学时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当年,我大概算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买米都得凭粮票的年代里,我居然在陈老师家里蹭过好几次饭,让我后来想起,每每怀念不已。王老师名叫王瑞卿,是我小学时英语老师。我最初的英语底子,就是王老师和她先生利用晚上时间,一点一点帮我打扎实的。第七市场上方至今犹在的两座民国时期建成的拱券门,见证了我对这里的温馨记忆。 小狮子第七市场有两所小学,思明小学和思北小学,不过现在老思明旧址加上师生一起和思北合并,新思明弄到华侨博物馆那边。
命运多舛的第三市场
第三市场旧址,位于厦门港碧山路
厦门港“第三市场”,可谓命运多舛。据郭春坚先生介绍,最早的厦门港市场,位于厦门港太平桥街一带。我查厦门地方史料,1931年之前建成的厦门港第三市场,则在今厦门港碧山路“鹭江海景花园”一带,有房屋56间,比第一市场的规模还大[19]。彼时,在厦门港渔行口(今厦门港沙坡尾中华儿女美术馆、沙坡尾边防派出所一带),还有一座历史形成的鱼市场,专营鱼货批发。据李冰先生《厦港渔行与渔民》一文介绍,1933年前后,那里共有35家鱼行,“每家资本额不一,有的四五万元,有的千元而已。”[20]可以说,当年的厦门港一带,市场繁荣,生意兴旺。
不过,在1941年厦门沦陷期间出版的《新厦门指南》一书中,已不见第三市场的身影[21]。原来,为了掠夺厦门水产资源,沦陷时期的伪厦门特别市政府规定,取消鱼行制度,渔民打上来的鱼货,必须全部交给日伪开办的“全闽水产公司”经营销售[22]。结果,当年专营批发的厦门港鱼市场,及以渔货销售为主的厦门港第三市场,因此都被取消。
抗战胜利后,第三市场依旧废置,店面改作居民住宅[23],但民国政府恢复了厦门港鱼市场。第三市场里的商户,于是便移址到渔行口附近做起买卖[24]。
解放后,第三市场恢复,但厦门港这一片的市场生意,已经散成几处。反正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厦门港碧山路、蜂巢山路、民族路、大学路一带,到处都有摆摊卖菜的小商贩,整天被戴红袖套者,追得满街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厦门港碧山路原第三市场一带,成了第一批开放的自由贸易市场,碧山路第三市场,又恢复了生机[25]。可惜好景不长,前几年搞房地产开发,第三市场被彻底拆除,盖了一幢“鹭江海景花园”。市场只好移到花园对面的碧山路小横街里,改称为碧山路菜市场。
我在菜市场里,遇到90岁的曾锦堂老人。老人说,原来的第三市场大楼,有四个门,四通八达,生意红火。市场移到横街之后,刚开始时生意还行。现在,市场改造,沿路两旁搭起带铁棚的钢架,摊位统一设在棚下,美观倒是美观了,可是两边的铁棚设计得太窄,又各带一个朝向路中间的斜坡,结果,夏天挨日晒,雨天遭水淋,生意大受影响。说起这事儿,老人和四周的商户们,全都摇头叹气。
如今,碧山路上,只有一家出售肉松、肉干的商店,依然起名叫“香贡贡三市分店”,顽强地坚持着历史的记忆。
90岁的曾锦堂大爷,坐在新建的碧山路菜市场
碧山路上,“香贡贡三市分店”,顽强坚持着对第三市场的记忆
暧昧的第四市场
第四市场街上的“勇发制冷家电维修部”,老板陈勇发
“第四市场”(今思明北路“源通中心”南面),位于浮屿角。民国时期,浮屿角这个名字,始终笼罩着一层暧昧的色彩。
在1935年出版的《最新厦门概览》一书中,“茶社”一节,共有7家,全部集中在浮屿角[26],乍看之下令人困惑。不过,答案就藏在书中对“浮屿角”的介绍里:“一到灯光时候,江西、江苏等之走唱或断发或辫发,穿上花红柳绿旗袍,带一枝扇子、一枝胡弓,出入茶楼之间……卖唱之外,多秘密卖淫”,据说,还因此挤垮了厦门港大生里的生意[27]。
厦门沦陷后,1940年5月,浮屿角一带,成为日伪指定的“家畜市场”,规定凡在厦门市内销售的牛、猪、羊,都必须在这里统一交易[28]。抗战胜利后,据1946年民国政府的一份调查表明,浮屿角一带,又成为宰牛场,负责全市牛肉供应[29]。总之,浮屿角一带,似乎跟各种各样的“肉”脱不了干系,多少令人忍俊不禁。
当然,浮屿角暧昧,第四市场并不暧昧。可惜在1947年出版的《厦门大观》一书中,已经写道:第四市场“因战乱住房变迁关系,已(将)摊贩集市倾售”[30] 如今,它已消失。在思明北路和开元路之间,就在“特香包”旁边的小街里,只剩下南边的半条街名“第四市场”,每天都得尴尬地面对着街北边高大的“源通中心”。
消失了的第五市场、第九市场、第二市场
第五市场旧址,位于妙香路
第九市场旧址,位于定安路“虎城海鲜美食街”附近
第二市场旧址,位于溪岸街“美仁宫大厦”附近
没有人会否认,时代要进步,城市要发展。
甕菜河“第五市场”(今思明南路妙香路一带)的消失,应该算是城市发展、自然淘汰的例子。它地处厦门老市区闹市中心。1930年,第五市场的评定地价,为每平方丈300元。但离它咫尺之遥、却生意兴隆的第七市场,评定地价仅为每平方丈200元[31]。可见,第五市场这里,地价既贵,生意又差,不倒才怪。到1941年厦门沦陷期间出版的《新厦门指南》中,第五市场已经消失不见[32],却很少有人惋惜过它的淘汰。对了,我小时候,妙香路一带,有“新南轩酒家”,有“清真牛肉店”,从那里飘出的菜香味儿,经常馋得我和小伙伴们垂涎欲滴。
同样被淘汰的,还有惠灵宫“第九市场”(今思明南路定安路“老虎城海鲜美食街”附近)。这座市场中的小弟,好像天生就是默默无闻的命,它在的时候不曾显赫,它倒的时候也悄无声息。我几乎读遍民国时期厦门老报纸,只看到一条它的新闻。1946年8月30日,厦门《星光日报》报道:《第九市场,破获私宰牛》[33]。下一次它出现在报纸上,居然是在11年后的解放后,《厦门日报》1957年1月15日报道:《第九市场面貌刷新》[34]。如今,那一带成了“虎城海鲜美食街”,不知熙熙攘攘的食客们,是否有人会念起它的前世今生?
可是,另外一些老东西的消失,却令人不得不反思:一味求新、求大、追钱、逐利的发展,做法是否正确?割裂历史的所谓“跨越式发展”,是否会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心存惋惜,留下遗憾?
美仁宫“第二市场”(今厦禾路溪岸路“美仁宫大厦”一带)的消失,也许就是个例子。据1946年民国政府的一份调查档案表明,当年厦门市区,每年消费各种蔬菜约27万担,其中厦门本市禾山区(除老市区外的厦门岛其他地方,当年都属于“禾山区”),年产约20万担,龙溪县、海澄县(今漳州龙海市及厦门海沧区)、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翔安区)、金门县等地,输入约7万担,外加福州、上海、广州等地输入的零星品种[35],可见禾山农民对厦门城的贡献。另据其石先生《厦门蔬菜行业的变迁》一文介绍,当年的禾山农民进城卖菜,“靠肩膀挑运,费时费力”。走到老市区边上的美仁宫(今厦禾路二市站附近)之后,农民可以有三种选择:或“绕道公园边”,进城售卖;或沿着1930年代新修的厦禾路,进城售卖;或将蔬菜交给位于美仁宫的第二市场商户,代为售卖[36]。可见,当年在美仁宫建“第二市场”,真是一件体贴农民之举。事实上,当年的美仁宫,还有一座汽车站(解放后改为“厦门长途汽车站”),就有开往禾山各个方向的班车,方便农民进城。
如今,曾给厦门市民留下过温暖记忆的第二市场,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大的“美仁宫大厦”。大厦底层,设了个“美仁宫菜市场”。但民间的记忆顽强生存,这里附近的公交站,不屈不挠地,依然名叫“二市站”。
重建的第一市场
重建的第一市场,位于古城东路口
中华路古城口(今中山路古城东路路口)“第一市场”,建成最早,如今还在,当然,不是原貌,而是2007年重建后的结果。彭一万先生还慷慨激昂地写了篇《古城东路赋》,镌刻在市场边墙上。它位于中山路步行街的起点,愿意说它是步行街的终点也行。这仿佛是个寓言。第一市场建成了,第一市场拆了,第一市场又重建了。历史在这里,划了个圆圈。(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22时18分,终于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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