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桥疏渠记》碑的故事
王世仁(发表于北京晚报)
乾隆为何在天桥疏渠立碑?天桥附近的位于前门大街东侧、天坛路北侧的红庙街78号院内有答案。
原来那里是明清时期的寺庙弘济院,院内保存着一座乾隆五十六年(1791)帝亲笔撰写的《正阳桥疏渠记》方碑,碑文记载了当年城南一次“疏渠建桥”的环境整治工程。
一,开渠修路,绿化降尘
乾隆帝撰写的《正阳桥疏渠记》大意是说,天桥至永定门间为一条石板路(据《清会典事例》记载,这条石路是在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铺砌),石路两侧地势东高西低,以致路西常年积水,而路东积沙又常因西北风
刮到路西,堆壅了先农坛的一半坛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天桥以南平行石路两边各开挖了三条水渠,又在石路两侧各修筑一条土路专供行车。挖渠的土,一部分筑路使用,其余在渠边堆成土堆,上面种植树木。渠中的清水也改善了城南多苦水并的饮水质量。据《疏渠记》中记载的水渠尺寸,大约挖出土方8万立方米,除筑路用土外,估计可以堆出平均宽约4.5米、高约3米的四座“土山”。挖渠堆山后,用乾隆帝在碑文中的话说,“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禦风沙,弗致煙坛垣,一举而无不便…………胥得饮渠之清水,为利而溥。而都人士之游涉者,咸谓京城南惬观瞻,增佳景………”又说,修渠筑路以后,可以“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图”,更赋予了强化权形象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次集疏导交通、防治风沙、改善饮水、美化环境、彰显礼制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疏渠记》中没有说是否重建天桥,但提到了在天街石路两侧各修了一条2丈宽的土路专供行车,可见在修路以前天桥上是可以行车的一座平桥。据记载,雍正时期永定门外护城河上还是一座木板吊桥,这时的天桥很可能还是明代遗留的木板桥。既然这次整治工程含有重彰礼制的内容,那就很有可能强化这座中轴路上重要礼制节点的形象重建石桥。重建后的天桥纯是礼仪桥,而不是以往的交通桥,它专供帝祭天时坐轿通行,不再行车。
二,重建天桥,贯通中轴
重建后的天桥,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整道路时降低了桥拱,恢复了人车混行的功能,1927年通行有轨电车时拆除,改为暗沟。那么乾隆至光绪时期的天桥是什么样子呢?据上世纪50年代一些老人的回忆,它是一座单孔石桥,桥长约8米(2丈5尺),宽约5米(1丈6尺至1丈7尺),高约1.9米(6尺),桥上铺石板御路,两侧有石栏杆。不少文字记载说,桥身很高,站在桥南,北望不见正阳门,站在桥北,南望不见永定门。据一张清末的老照片显示,它确实是桥拱很高的一座石桥。回忆文章中天桥的尺寸也基本上是可信的。桥的宽度,是一条9尺的御路,再加两边侍从行走的边路共5尺,以应天子“九五之尊”,再加两边栏杆,总宽约5米。桥长25尺是“双五”之数,五是数列之中,双五是对“中”的强调,以应南北两段中轴。拱高6尺,象征“宇宙六合”(东、西、南、北、上、下)。更重要的是,桥的高度强化了中轴线的整体意象。原来天桥的位置其高度在整个中轴线上是最低点,它低于正阳门外约
2米,又低于永定门内约1米,天街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塌腰”,这显然大大损害了天街象征权直通天下的形象,不利于“王气”贯通。于是便提高了桥身,使它略低于正阳门外,又高于永定门内,形成了一条一气贯通的意象。桥的这个高度,自然就遮挡了在桥下的南北视线,以致出现了天桥是北京甚至华北平原最高点的传说。桥身的坡度大约1:0.48,它不利于行车,尤其是雨雪天气更有危险,所以在桥旁另有行车的土路。但这个坡度是正常的台阶坡度,便于抬轿行走。三,新造“国门”,彰显古礼
修渠建桥以后,乾隆帝亲自写了《正阳桥疏渠记》,刻在方碑上立于桥头东侧,同时又把乾隆十八年立在永定门外燕墩上《帝都篇》、《帝京篇》的方碑又刻了一座,立于桥头西侧。两碑尺寸、形式完全一致,对称放在桥头,形成了一河、一桥、双碑组合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古代都城门外有河、河上有桥、桥头立表的都门制度。古代的“表”,后来演化为阙,又演化为坊或牌楼。明代的正阳门外有河、有桥(正阳桥)、有牌楼(五牌楼),正是延续了古代都城的形制。
为什么要在天桥这里又新造了一座“国门”呢?这是因为,古代帝祭天都在“国之阳”,即都城的南郊,所以礼制称为“郊祀”。元大都祭天的天坛在丽正门外东南7里,大约是在今天天坛祈年殿的位置。明永乐时天地合祭,在这里建了天地坛,嘉靖时天地分祭,在其南新建天坛(儇丘),这里改建为大享殿,即清代的祈年殿,它们都在当时的南郊。但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筑了外城,天坛就进入了城内,严格说来,祭天就不能称为“郊祀”了。嘉靖帝后期笃信道教,明末清初的帝们也都没太在意考据古礼。但一贯标榜自己考究古礼的乾隆帝,对天坛从“郊祀”变成了“城祀”非常纠结。此前他已重刻了石鼓文,重订了十三经,仿造了“辟雍”殿,自然也要重塑“郊祀”形象,于是在这里打造出了一处新“国门”,象征天坛仍旧在郊外,祭天仍旧是郊祀。当初燕墩上的石碑就是一座国门前的迎宾表,乾隆在碑上的《帝都篇》诗中说:“我有嘉宾岁来集,无须控御联欢情。”现在再刻一座,也有同样国门迎宾的意义。其实这层意思在《疏渠记》的名称上已经表示明确了,《疏渠记》全部说的是天桥以南的事情,可题目却是“正阳桥”,可见乾隆就是把天桥看做了“第二正阳桥”,他在《疏渠记》里一开始就把永定门至天桥的道路称为“会极归极之宗”,“极”在哪里呢?就是天桥象征的新“国门”。
附录:《正阳桥疏渠记》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城区红庙街。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清初,天桥附近的水,向东经鱼藻池、状元桥、红桥、窑坑(今龙潭湖)出城,时天桥南的渠道常淤塞不通,乾隆派人疏渠,因成效显著,故亲书为记。碑体为方柱形,南向,高约8米,各面均宽1.45米。顶部有四角攒尖式碑盖,四脊各雕行龙1条,龙昂首曲身呈波浪形,龙尾辐凑于宝顶。碑身下为束腰须弥座,有浮雕呈现出覆、仰莲瓣及云、龙、菩提叶等纹饰。碑额和碑面周边有龙形纹边饰。碑四面均刻有文字,南、西面为汉字,北、东面为满文,上首为汉字题名“正阳桥疏渠记”,记载了北京水道情况及当年天桥河渠整修的情况。此碑原在敕赐弘寺山门内,庙宇建筑已无存。1987年被公布为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系方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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