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三大殿与其左右两翼的文华殿、武英殿建筑群，共同组成明清宫廷的前朝区域。文华殿、武英殿是明清皇宫紫禁城外朝的两座对称古建筑群。
太和门、太和殿之间东西两侧都是左右对称的廊庑和楼阁，它们共同围成的外朝大院落，互相交错、起伏有致，使紫禁城最核心部位的建筑群整体外观一扫长脊呆板的感觉。
连接太和殿与太和门的错落有致的廊庑、楼阁
太和殿的东庑正中有文楼（清代改称体仁阁）；西庑正中有武楼（清代改称弘义阁），文、武两搂都是两层式的重楼。
明代皇帝在这里与亲信大臣谈古论今，商讨政务。明代的大类书《永乐大典》正本，一度就收藏在文楼。
太和殿东庑体仁阁（明代称文楼）
到了清代，朝廷政治活动除了在三大殿举行的朝会外，日常活动多在内廷举行。于是体仁（文楼）、弘义（武楼）两阁就成了皇宫中存贮什物的库房。
太和殿西庑的弘义阁（明代称武楼）
体仁阁之左有一门名左翼门，东出即皇宫之东路地区；弘义阁之左有一右翼门，西出即中外西路地区。
在三大殿一组建筑的四隅各有崇楼一座，其制如都城城墙之角楼，都有左右对称的格局。
崇楼
崇楼和周边这些大小高低的廊庑朝房，与三大殿互相错落有致，给庄严肃穆的皇宫外朝，注入了活泼的因素。
错落有致的廊庑朝房给肃穆的皇宫外朝注入了活泼的因素
在太和门外东庑中间方向，在内金水河之南有一门，明代称会极门，清代改称协和门，俗称东牌楼门。
协和门（会极门、东牌楼门），出门北侧为文华殿建筑群，再向东是东华门。
太和门外西庑有一门，明代叫归极门，清代改称熙和门，俗称西牌楼门。西出有一组武英殿建筑，位置在西华门以内。
熙和门（归极门、西牌楼门），出此门北为武英殿建筑群，再向西是西华门。
文华殿与武英殿两组建筑群东西对称，与三大殿同组紫禁城外朝部分。在建筑格局上是三大殿的左辅右弼，同时又是内廷东西两路的前卫。
在建筑体制上，文华殿、武英殿是三大殿的偏殿，所以两殿的屋顶形式都是单檐歇山式，且只有小型配殿，亦无廊庑围绕。文华殿、武英殿的台基只有1.6米高，如果把太和殿比作巨人的话，文华、武英二殿就是巨人下垂的双臂。
文华殿建筑群：
文华殿建筑群
文华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初建时是太子的正殿，房顶上覆盖绿瓦。明天顺、成化两朝，太子践祚之前，先摄事于文华殿。后因众太子大都年幼，不能参与政事，嘉靖十五年(1536年)仍改为皇帝便殿，后改为经筵之所，建筑随之改作黄琉璃瓦顶。嘉靖十七年(1538年)，在殿后添建了圣济殿。明末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文华殿建筑大都被毁。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始重建，其时武英殿尚存，因此“一切规橅殆依明制为之”。
文华殿
文华殿主殿为工字形平面。前殿为文华殿，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明间开6扇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门，次间、梢间均为槛窗，各开4扇三交六椀菱花槅扇窗。东西山墙各开一方窗。殿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文华门。
后殿叫主敬殿，规制与文华殿略似而进深稍浅。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东西配殿分别是本仁殿、集义殿。
文华殿建筑群平面示意图
主敬殿
明清两朝，每岁春秋仲月，都要在文华殿举行经筵之礼。
什么是经筵？“经”指的是经典，主要是儒家的“五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等。“筵”的本意为竹席，后引申指座位，这里是指“讲席”的意思。合起来，“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是皇帝的学习制度。
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
清代以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等人充当经筵讲官，满汉各8人。每年以满汉各2人分讲“经”、“书”，使用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皇帝要撰写御论，阐发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文臣们跪在御前，聆听皇帝御论。
清朝的康、雍、乾三帝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深，皇帝讲得兴高采烈，来了情绪，还会指名文臣辩论。然后，皇帝赐给大家清茶一杯，稍事休息。最后，作为对有幸参加典礼的文臣们的特殊奖励，皇帝率大家打开文华殿后门，来到殿后文渊阁，赏赐文臣们翻阅阁中的藏书。
明清两朝殿试阅卷也在文华殿进行。
明代设有“文华殿大学士”一职。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秩正五品，本为辅导太子之官，后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
清沿明制设大学士，但提升了位置，秩正一品，文华殿大学士前本有中和殿、保和殿衔，乾隆十三年(1748)，省中和殿，保和殿亦不常置。乾隆后，文华殿大学士常列四大学士之首。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赐进士、通议大夫、协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先朝实录记注起居、管理六曹章奏较内书、文华殿展书诰勅撰文、前右春坊右谕德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经筵讲官、通家乡眷生王铎顿首拜书丹”。
明代：经筵进讲图
给皇帝讲课的官员叫“经筵讲官”。“经筵”有大小之分，通常所指的是大经筵，举行的次数不多，礼仪隆重，仪式性多于实用性；“小经筵”则是指“日讲”，也就是日常给皇帝上课，次数频繁，礼仪从简，实用性强。讲官讲完之后，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叫作“书义”，尔后下课。皇帝给参加者赐坐、赐茶，然后起驾回宫，讲官们则到太和门东廊吃饭。赐宴的酒食当然不错，剩下的还允许打包带走。今天讲是不浪费，当时讲是皇帝的恩典。
朝廷经筵，贵在常有。乾隆七年（1742年），经筵之日天降大雨，大臣依例请求改期，乾隆不允，还讲起了战国时魏文侯的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了去打猎，恰好赶上下大雨，为了不失信，魏文侯不顾大臣劝阻，冒雨前往。乾隆在此自比魏文侯，拒绝经筵改期，但允许大臣穿雨衣，还免了一些礼节。他定下规矩，以后遇雨照此办理。当然，大经筵在清朝也经常被取消，乾隆在位60年，大经筵也不过49次而已。
清代经筵，还有特例。这就是同治、光绪两朝为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举行的经筵。其经筵地点改为养心殿；其御经筵者，从在位皇帝改为两宫太后。自同治元年（1862年）起，慈安与慈禧垂帘听政，母仪天下。课本也不是讲“四书”“五经”，而是《治平宝鉴》。这是由南书房张之万、潘祖荫、许彭寿等编纂的。进讲仿照经筵形式：正面坐着两宫太后，师傅坐在一张事先放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奕、醇亲王亦譞、钟郡王奕恰（道光帝第八子），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讲官每半个月轮一次，讲的内容除《治平宝鉴》的历史经验外，还列出宋、元、明、清四朝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讲解历史，结合现实。
明代的经筵日讲，经常进行。明朝有两个少年天子：一位是9岁的正统皇帝朱祁镇，一位是10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例如对万历，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内容居多，道理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是尽心尽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万历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配上图画，生动活泼，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涵盖修身治国的各个方面，便于少年天子接受。
但是，“三杨”和张居正对正统皇帝和万历皇帝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究其原因，教学上：一读，二讲，三写，四行。经筵日讲，有读、有讲，但缺乏行，重知轻行。教育上，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理；体制上，“立嫡以长”、皇帝终身制的君主制度。总之，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要么身体不好，要么天气不适，虽然大臣上书诤谏，但皇上往往无动于衷。
到了清代，皇帝学习更是每况愈下。清康熙帝好学，以后则越来越稀松。康熙五岁便知读书，他重视日讲，先是隔日举行，后改为每日，从不间断。康熙学识过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筵日讲制度。但到乾隆十四年以后，日讲被取消，和爷爷相比，乾隆的学习精神是差多了。
晚清连续4个幼帝，都不怎么样。以光绪为例，他六岁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老师有翁同龢等。光绪坐北面南，翁师傅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端庄颜体大字，然后握着皇帝的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尔后，用张居正编的的《帝鉴图说》做课本，讲修身治国的故事。
头两年，主要是读书、写字、听课、背书，光绪常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老师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偶尔申斥几句，小皇帝就嚎啕大哭，声震宫外。光绪帝生性倔强，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翁同龢只能奏报慈禧，请醇亲王（光绪生父）来陪读。
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静坐法”，就是罚“不许动”，光绪发火，大骂，摔杯子，太监们一字排开跪地求情，小皇帝根本不听，冲出书房，逃回宫里……。皇帝罢课，慈禧出面，训戒皇帝，支持师傅，但效果甚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慈禧命裁撤书房，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
在建筑布局上，文华殿是三大殿的右翼；在功能上，则是外朝三大殿的补充。文华殿前有文华门，后有主敬殿，东西向有配殿。东侧还有跨院称传心殿。
传心殿属于清代北京“八庙”之一，是皇宫内供奉尧舜禹汤到周公孔子神位的殿堂，从历史流传的唐尧虞舜开始，以下为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直到孔圣。所谓传心就是传的古代这些人治理国家的心得、经验。
因清代自雍正后不再立太子，故无太子出阁读书之事。清代日常召见阁臣大吏等国事一向都在内廷而不在这里。
到清末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文华殿曾做过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所以这个小小的偏殿当时在国际上却大有名气。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就是将许多图书里的内容打散，按照不同内容，分类编纂，再按照字韵等重新排列起来，便于检索查阅；清代的《四库全书》则属于“丛书”，就是将整本书直接归类，再编排起来。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向翰林侍读学士谢缙下达了修书敕令，要求编纂一部包括经史百家的大书，要求汇集要齐全，使用要方便。谢缙显然没有理解这个“全”与“便”，他组织了100多人，编了一年，编成了一部《文献大成》向永乐帝交差。朱棣嫌该书不够完备，于是加派了姚广孝为总负责，让礼部在全国搜罗纂修写人，“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姚广孝揣摩朱棣意图显然高于谢缙，他把编修队伍从100多人扩大到2169人，能请到的先生尽量请，能搜罗到的图书尽量找。到永乐五年（1407年）冬，一部收书七八千种，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字的大书，摆在了永乐皇帝的面前。朱棣为这部书赐名《永乐大典》，并作序说：“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历总代之典”。就是说，只有国家大一统的盛世，才有这部鸿篇巨制问世。这部《永乐大典》，继承了历代的传统，总汇了历代所有的著作，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修成后，藏在南京的文渊阁。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辑《四库全书》，次年乾隆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考察。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材料、书架款式等等，然后做成烫样，表明尺寸呈报。乾隆见图后即拍板仿照浙天一阁的形式，在皇宫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但装饰了琉璃瓦把它宫廷化了，使用了“厌胜”防火之法，颜色以冷色为主。琉璃瓦件用青、绿色，彩画图案以水草云龙为题材，两山青水砖墙不涂红色，整个建筑极为清新可喜。阁前由小石桥，内金水河迂回东去。太湖石叠山翠柏交错，环境清幽恬静，是皇宫建筑群中有独特风格的建筑。
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明清皇宫先后建有三次文渊阁。第一座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皇宫里建的文渊阁，正统年间毁于火；第二座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后，依样在北京皇宫里也建了一座文渊阁，明末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毁于火；第三次就是清乾隆为贮藏《四库全书》而在文华殿后兴建的这座文渊阁。
1792年，《四库全书》编辑完成。乾隆皇帝派人手工抄写了7部，分别收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江南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这七座藏书阁全部模仿宁波天一阁模式所建。
藏于北京、沈阳、承德的四部《四库全书》称为北四部，江南的三部《四库全书》称为南三部。北四阁所藏的四部《四库全书》为皇家所用，民间不得涉猎；南三阁所藏的三部《四库全书》为民用，民间可以借阅。
藏于紫禁城文渊阁的《四库全书》1949年被国民党带往台湾；圆明园文源阁的那部，随文源阁一起被烧毁；沈阳文溯阁的那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避日军转移到兰州，现藏于甘肃博物馆；藏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那部，辗转运回北京，藏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建的北平图书馆，为此还将馆前的大街改名为“文津街”。江南的那三部《四库全书》则先后毁于战火。
清代乾隆年间建的文渊阁
藏书之地，最重防火。天一阁为二层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楼上则将居中的三大间合一，暗合了“天一地六”的寓意。阁顶覆盖黑瓦，梁柱用青、绿两色水锦纹和水带装饰，阁前凿了蓄水池，以备取水救火。书橱大都放在楼上的大间中，一律不靠墙；房间也前后开窗，便于通风。
文渊阁全面借鉴了天一阁的上述防火措施，又根据皇家书阁的特点，作了改进：一是改名。按照乾隆皇帝说法阁名“从水立义”，而命名为文渊阁。二是加层。文渊阁要存放《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藏书量比天一阁大一倍还多，所以在上下两层之间加造一层，形成了“明二暗三”的格局。外观与天一阁类似，但使用面积则大增。三是提等级。按照皇家规制，将天一阁的硬山顶升格为歇山顶，又增加了游龙浮雕装饰，阁顶覆盖黑琉璃瓦绿剪边。四是立碑。阁旁立《文渊阁记》碑，并建盔顶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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