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行坐电车最划算 现代人买房,非常注重交通,哪个小区离地铁入口近,那里的房子一准很贵。
民国人租房,同样注重交通,比如老舍小说《离婚》里的主人公老李在北京租房,第一个要求就是“离电车站近”。电车站就是电车停靠的站点,离电车停靠的站点近,出门坐电车就比较方便了。
现代人在大都市里生活,要想从南城跑到北城,最靠谱的出行方式自然是坐地铁,一是便宜,二是不堵,三是时间有保证。
民国人憧憬过地铁。1934年作家周楞伽畅想未来,希望“电车通行于地底,飞机密布于天空,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版),他的愿望在今天终于实现了,现在的地铁确实是“电车通行于地底”。可是民国时代毕竟没有地铁,广大市民最靠谱的出行方式只能是坐着电车在地面上穿行。
相对于其他交通工具而言,乘坐电车绝对是最划算的。1908年上海第一条电车线路通车,全线共分三段,头等座每段票价只要0.03元(银元),二等座每段票价只要0.02元,从老县城坐电车到英租界,只需要铜圆1元(当时铜圆128元才相当于银元1元),而坐黄包车至少要花铜圆15元,而且黄包车既没有电车快捷,也没有电车安全。
电车在上海开通后不久,会过日子的市民出门,只要能坐电车,绝对不坐黄包车。苏青小说《续结婚十年》描写了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土财主,“平日走出门去,不舍得喊黄包车,仍旧搭电车去。”可见坐电车是很省钱的。
如果天天坐电车,买月票会更划算。上海电车一开始就卖月票,头等座每月8元(银元),二等座每月6元,三等座每月5元。那时候1块银元能买20斤大米(这是1909年春天上海米市的零售价),折合人民币60元左右。换句话说,买一张三等座的电车月票要花人民币300块钱。乍一听好像挺贵,但是您知道吗?要是天天乘坐黄包车,累积开销比这高多了。
民国上海已有出租车,贵得吓人,每小时收费3元(银元)以上,完了还要给司机小费,烧包青年坐两回出租车,就够买一张电车月票了。
上海电车从1908年开始运营,最初只有一条线路:起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常德路、北京路、石门二路、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然后穿过南京东路,直达外滩。到了民国成立的第一年,仅公共租界的电车线路就已经扩展到了八条。此后电车迅猛发展,到了抗战前,全市每条主要街道均有电车通行,电车成了大众出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北京的电车比较晚。1921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官商合办性质的电车公司,该公司从英国买来电车,从法国买来钢轨,从日本买来电线,从瑞士买来发电机,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终于在1924年12月开通了第一条有轨电车公交线路。
1924年冬天第一辆有轨电车进入北京,引起群众围观。售票员收入靠贪污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电车刚刚运营的时候都曾引起轰动,大多数人不敢乘坐——怕被电死。为了吸引顾客,电车公司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女士和小孩可以免费乘坐,男人乘坐则可以领到一小包花生或瓜子,同时降低票价,等大家开始挤乘的时候再把票价调上去。这一招儿俗称“笑脸迎客,关门打狗”,类似于今天微信和支付宝平台为网民派发红包。
民国时代有无轨电车,也存在有轨电车,其中以有轨的居多。每辆有轨电车上都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售票员,司机没座儿,站着驾驶,左手握住电闸,右手握住刹车,脚下踩着电铃,开到终点站不用调头,跑到车尾往回开——车尾也有一套电闸、刹车和电铃。售票员站在车门口,一手接钱,一手给票,收班时把票根和钱一同上交给电车公司,由会计核对票根,检查售票员有没有贪污。
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市民乘坐无轨电车。 电车售票员工资很低,月薪不到10元(银元),收入主要靠贪。1933年鲁迅给《申报·自由谈》写专栏,写到售票员怎样贪污:“他(售票员)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指租界里的电车公司)的油,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售票员收了乘客的钱,却不给车票,将本该上交的票钱据为己有,他得了好处,乘客也没有损失什么,所以乘客们对此缄默不言。
要想避免售票员贪污,可以采用三种办法:第一,每辆电车上除了一名司机和一名售票员以外,再配一名检票员;第二,搞无人售票,并在投币处安装监控设备;第三,将车票设计成有奖发票,刮票有奖,以此来诱导乘客索要车票。第一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电车公司的成本,第二种方法在经济上倒比较可行,可惜技术上达不到——民国时代应该还没有监控录像吧?
电车轨道跟火车轨道不同,它不是凸出的,而是两道凹槽。乘客买票换货币“贴水” 民国电车之所以不搞无人售票,其实还有一大致命因素:货币不统一。
我们知道,民国一直四分五裂,政权没有统一过,货币也没有统一过(1935年蒋介石政府虽然发行了法币,但是并未通行全国,陕甘宁边区通行边币,东北地区则通行伪满币)。以1933年的北京为例,既流通银元和银元券,也流通铜钱和钱票,其中银元又分鹰洋(墨西哥银元)、站洋(英国银元)、龙洋(光绪银元)、袁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孙大头(印有孙中山头像)、杂洋(湖北与四川等省铸造的劣质银元)等等种类,银元券则分中交票、天津票、河南票与汉口票四类,铜钱主要有制钱(面值1文)和大子儿(面值10文)两种,钱票的种类可就多了,每个大型钱庄都有资格发行……以上各种货币同时流通,互相可以兑换,其兑换比例却不固定,就像现在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一样经常浮动。
OK,现在您是电车售票员,车门打开,乘客鱼贯而上,您开始收钱了。公司定的票价是每人每站1个大子儿,可是乘客交给您的却不一定是大子儿,而是制钱、银元、钱票、中交票、银角子之类五花八门的货币,这时候您必须马上开动脑筋,按照当日的兑换比例将乘客交给您的不同货币迅速换算成大子儿,并迅速出票,迅速找钱。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售票绝对不可行,因为任何一款投币机都不会找钱,即使会找钱,它也代替不了售票员的头脑。
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做电车售票员是个辛苦活儿,但也是个有油水的活儿。都有哪些油水呢?一是从车票上揩油,贪污一些票钱,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再就是从兑换比例上做文章,在收钱和找钱时让乘客多“贴水”。
比方说我从北京天安门坐电车去北新桥,票价4个大子儿,可是我兜里没装大子儿,只有袁大头。按照当天的兑换比例,1枚袁大头可以兑换100个大子儿,我给您1枚袁大头,您得找我96个大子儿。可是您说了:“公司有规定,用袁大头买票需要贴水10%,1枚袁大头只能作价90个大子儿,想坐就坐,不想坐走你。”我急着坐车,只好让您白白赚走10个大子儿。
鉴于大多数售票员找钱时都会让乘客吃亏,所以精打细算的乘客在上车之前会提前换钱,你按制钱收费,他就换一把制钱,你按银角子收费,他就换一把银角子,坚决不让你占便宜。可是衣兜里天天装着一把零钱也不方便啊,于是另一个商机应运而生:某些小贩在电车停靠站旁边摆起摊位,既卖零食,又帮乘客兑换货币。
目前北京前门的有轨电车已经恢复运营,线路很短,主要用于历史体验和旅游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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