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城市建筑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外国建筑师们捷足先登，他们在建筑设计和城市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03年德国建筑师罗克格来青岛创业，后于1911年进京执业并迎来了事业的巔峰，他在我国近代建筑师制度的发展、西方建筑文化和技术的引进及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转变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载入中国近代建筑的史册。
关键词：罗克格、中国近代建筑、近代建筑师制度、会堂建筑、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
引言
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及其经历的那个时代距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那是一段尘封多年的记忆，即便在我们建筑历史的课本里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我们了解近代城市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21 年是罗克格进京执业 110 周年，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契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冲突，中国社会酝酿着整体性的巨变，这在城市建筑领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国力日渐衰落，在城市建设方面明显落后，此时外国建筑师捷足先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德国建筑师群体开始活跃于中国的开埠城市，他们设计缜密，基本功扎实，又多有政府背景，作出了突出的业绩，其中罗克格（图 1）是表现非常抢眼的一位，他先后在青岛、天津、北京、沈阳等地成立了设计机构，一生完成了大量的作品，其中许多建筑具有很高的价值，成为今天的重点保护对象。
图1：建筑师罗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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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克格简要生平
库尔特·罗克格 1865 年 [1]（图 2）出生于德国奥德河边西里西亚的大斯托里茨市（Gross Strehlitz，现波兰境内），后搬家至尼斯（Neiss，现 波 兰 境 内 ）。祖 父 弗 朗 兹· 罗 克 格（Franz Rothkegel）是一名教师。早年罗克格去了克沃兹科（Glatz，现波兰境内），成为一名石匠学徒，其后在布莱斯劳大学（Universität Breslau）学习建筑，服过兵役，又参加过多年的建筑实践，在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
图2：a.罗克格儿子赫尔穆特.罗克格（Helmut Rothkegel）给笔者的亲笔信
图2：b.华纳博士与罗克格后代亲属的信
1903 年德国海军部招募工程技术人员，罗克格欣然报名，途径西伯利亚辗转来到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工作不久他便辞职开设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位于青岛蒂尔匹茨大街（今莒县路）141 号 ；1907 年他在天津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图 3）。
图3：罗克格在青岛和北京营业的广告
1909年罗克格再次经过西伯利亚回到德国，与格特鲁德·齐默尔曼（Gertrud Zimmermann）在尼斯完婚，第二年夫妇二人乘火车原路再赴中国（图4）。1911 年全家移居北京，开始了建筑生涯的新阶段。1913 年 7 月，罗克格在京注册成立了罗克格公司（也称“罗克格洋行”），总部设于北京的霞公府胡同 23 号，原天津的事务所改作分号，后又在沈阳设立分号（图 3）。
图4：罗克格夫人格特鲁德·齐默尔曼
1914 年一战爆发，日英联军进攻青岛，罗克格回青参加了战斗，最终战败被俘，囚禁在日本，于 1920 年获释回到中国。相关资料显示，当时曾有一批德国的建筑师被俘，押至日本的战俘营 [2]。在这6 年之中，罗克格的事务所并没有停摆，在他的妻子和建筑师拉查鲁维茨 [3]（Werner Lazarowicz）的帮助下继续工作。
回国之后，他接受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邀请，在奉天（今沈阳）继续从事建筑活动。此后几年间，罗克格多次往返于中德之间。1926 年 12 月罗克格退休之前开启了一次长途旅行，先回到青岛故地重游，按照当年来华的路线乘船西行，在埃及停留游览，后于赛德港（Port Said，埃及港口）再次登船到达那不勒斯，之后走走停停抵达柏林，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1929年罗克格全家离开中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在波茨坦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别墅定居下来，后又搬到了意大利蒂罗尔（Tirol）南部，1945 年在列支敦士登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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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的建筑师制度
罗克格在华工作长达 21 年，足迹遍布各大城市，经历充满传奇，在中国建筑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时中国的建筑师凤毛麟角，如 ：沈琪（1871—1930），被称为官方第一位建筑师，在建筑、交通和教育领域都有不少业绩；华南圭（1877—1961），毕业于法国公益工程大学，归国后考取了工程进士，活跃于建筑行业……他们属于中国本土最早的一代专业建筑师，但在当时的行业影响力方面远不如罗克格。此后，无论是 1880 年代出生的孙支厦、庄俊，还是 1901 年出生的梁思成、杨廷宝，出道都比较晚，当他们登临舞台的时候，罗克格已经在中国谢幕了。
中国最早的建筑师制度是由外籍建筑师引进的。西方专业建筑师较早来华的时间大约在 1850—1860 年代，如英国的特雷 奇（Mr．Strachart）、 金 斯 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 等， 早 期 在 上 海 开 设的外籍设计机构有英国的玛礼逊洋行（Morrison & Gratton，1885 年 ）、通 和 洋行（Atkinson & Dallas，Ltd. ，Civil Engineers and Architects，1898 年）。相比而言，罗克格要晚十几年，但与他们又有所不同。
当时从事建筑业的德国建筑师，不仅用Architekt（建筑师）的称谓，还用Ingenieur（工程师），或冠以 Bau-（建造房屋）的词头，如 Baumeister（建筑师）；而中文都是以“营造式画师（司）”的称谓出现的，沿用传统的“营造”概念，这和上海事务所普遍使用的名称形式差别较大（图 5）。
图5：罗克格事务所在《北洋德华日报》的广告
“建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早已出现，但并非具有现代的建筑含义，近代日本吸收了“architecture”的含义并与“建筑”一词对应固定了下来，后传入中国，而在罗克格的时代建筑师的称谓并未被广泛地接受，因此罗克格的广告中也使用了“营造式画师（司）”的称谓。罗克格除了在德国人范围内争取项目，主要在华人圈拓展业务，这种职业称呼更有助于得到华人社会的认可。
罗克格在中国的设计机构，从青岛的工作室，到天津的建筑事务所，最后到北京的罗克格公司，事业一步步做大，经营内容更加丰富，甚至包括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采购、施工组织和工程管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工程就是罗克格公司承接的。罗克格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建筑设计，采用合伙人制度，天津事务所的合伙人是建筑师伯赫曼（W.Borchmann）和傅赖义（Walther Frey）[4]，在北京成立公司时他的合伙建筑师有 5 名。事务所人员比较稳定，可以操作更大的项目，中国国会大厦的设计方案就有 8 名欧洲建筑师和 5 名中国建筑师参与其中。
人们不免好奇，那个年代，5 名中国建筑师都是谁？当时能够操作如此复杂的建筑，必定有中国籍的建筑师参与，只是相关的资料比较缺乏。此时在青岛开办的德华高等学堂（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1909 年成立）已经有了工科专业，专门讲授土木工程的课程，具备了中德建筑合作的大环境。因为有建筑师事务所的运行机制，在罗克格被囚禁的时候，公司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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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洲先锋建筑文化的输入
近代西方的建筑文化强势进入中国，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二者之间发生着剧烈的碰撞和缓慢的涵化融合。一战之前，西方列强展开竞争，疯狂瓜分世界，后起的德国不甘示弱，积极在非洲、亚洲寻找海外的立足点，侵占青岛就是其世界政策的具体体现，德国海军部还提出了建设模范殖民地的目标，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青岛的城市建设。青岛是按照西方先进的规划理论布局的，而青岛的建筑也都是在统一的《建筑法规》（Baupolizei，1898 年颁布实施）控制下建设完成，历史城区的路网格局、节点、视线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当时在德国流行青年风格派和新罗马风（Neo-Romanesque）两种建筑形式，前者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在欧洲出现并盛行的新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建筑萌芽的重要标志 ；后者则是德国民族主义笼罩下的一种复古的思潮，也被称为“罗马复兴”，是德国文化强权的标志。这两种风格在德国，乃至欧洲和全世界的建筑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各种因缘巧合，使它们飘洋过海落地青岛，这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
罗克格对这些来自于德国本土的东西谙熟于心，无论作何取舍，它们都是德国文化的代表。青岛基督教堂在设计风格上就存在过争议，罗克格的中标方案采用了青年风格派的手法，墙面简洁，关键的塔楼使用了简化的曲线线条。在方案深化时，设计师李希德（Paul Richter）与哈赫麦斯特（Paul Hachmeister）将其修改成德国传统的新罗马风样式，塔楼也拔高了很多。两种建筑风格的竞争，最终以新罗马风的胜出而告结束，从建筑发展来看，这是一种倒退（图 6）。尽管如此，新建筑细部的窗檐、山花，顶棚、栏杆扶手及柱头都充满了新艺术自然曲线的痕迹。
图6：a.1913年前后的青岛湾畔基督教堂的中心组团
图6：b.基督教堂的两个对比方案
青岛许多德国建筑都有青年风格派的印迹 ：总督府邸（拉查鲁维茨设计）粗放的石条打磨成自然的曲线（图 7）；赉寿药 房（罗克格设计）则直接把三叶草装饰的 瓷砖贴在了墙面（图 8）；罗克格在青最具 现代感的设计是青岛俱乐部，内部空间紧凑协调，正面山墙做了曲线化处理（图 9）。这些建筑作品保存到现在，体现出珍贵的 历史价值 [5]。
图7：青岛总督府邸 拉查鲁维茨设计
图8：青岛赉寿药房
图9：青岛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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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探索
罗克格认为中国传统建筑非常伟大，其复杂程度丝毫不逊于西方，而他自己只能尝试不断地接近和认识，完全掌握是永远不可能的[6]。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敬畏、谦和的心理，他成功地用现代的材料和手法反复演绎中国传统建筑。
1.中国政界高层的认可
当时外籍建筑师是舞台的主角，数量虽少，但是竞争激烈，罗克格的事务所一直可以不断地接到项目委托，很多涉及中国传统建筑风格，除了业务水平因素之外，应该得益于其良好的社会关系。
罗克格不仅受到了德国教会和私人业主的赏识，还得到了政界人士的充分肯定，朝鲜高宗李熙，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洵、庄亲王载勋、袁世凯，曹汝霖、张作霖、叶恭绰、任凤苞……诸多政界名流都与他有过密切的业务来往[7]。曾经流传着罗克格公司投标的段子：来京之后，他的项目越来越多，每次甲方都希望罗克格前来投标，甚至在时间上和价格上可以放宽。从1910年起，罗克格接触到了一些皇家的工程项目，他在故宫留下了自己的创作痕迹，如隆裕太后的储秀宫（Schwewusche）提升设计，武英殿和敬思殿的交通改造设计等[7]。
2.正阳门改造工程
北京是千年古都，其城市结构严格遵循传统规制，在北京核心区从事建筑设计的挑战在于既要厘清新建筑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不同风格建筑之间的矛盾。罗克格在北京完成的最有影响力的项目就是正阳门改造工程。当时铁路的修建使北京城市交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罗克格接受委托规划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城楼和箭楼相互分离各自成为独立的单体，并且在正阳门两端各开两个9.5m宽的门洞，让火车可以顺利穿过，还规划了箭楼的环形交通，与火车站和前门大街相贯通（图10）[8]。
图10：改造之后的正阳门鸟瞰
正阳门改造是为了适应城市的现代功能而进行的一次大胆的手术。对于在这样敏感的位置，任何建设举动都会引起争议，尤其是由一名外籍的建筑师来操刀，舆论压力可想而知，很多人指责其设计方案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政府对方案是支持的，朱启钤认为该方案较好地解决了交通问题，与政府的意图高度一致。
在正阳门箭楼的改造中罗克格实施了纪念碑化的设计手法，原有的箭楼只是城墙的一部分，没有突出的地位，拆去瓮城之后，必须赋予其新的意义。该建筑位于古城核心位置，是重要交通节点，罗克格设想通过改造使其成为东方的明星广场凯旋门。箭楼的新形象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几乎同时竣工的德国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9]（图11），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围绕观赏的纪念碑式体验。其设计思想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外立面的细部刻画，树立全新的城市视觉感观；二是流线设计，变成亲民的景观公园，人们可以舒适地登临观赏。
图11：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碑
罗克格精心处理了很多细节，如：修建了通往城楼的大踏步，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手法，游客可以登临远眺；箭楼的窗口加上连续券的白色装饰，这种装饰手法来自新罗马风；还有大挑台提供驻足的空间，侧面添加的巨大浮雕，增强了视觉形象（图12）。罗克格将西方建筑设计中比例、尺度及装饰等方法运用到箭楼的改造之中，将西方建筑学的理念与中国传统建筑单体整合，赋予了古建筑新的含义，箭楼成为可供游览、独立完整的纪念碑，由过去的庄严肃穆变得亲切近人，成为北京城的一个新标志（图13）。罗克格对自己的方案充满自信，他认为唯一的遗憾就是施工方在细节上调整了他的方案，没能达到完美。
图12：改造之后的正阳门
图13：大前门香烟商标
3. 中国传统风格的其他实践
1912年东安门因兵变被毁，在复建的时候，政府要求罗克格将其设计成德国勃兰登堡门的式样，被罗克格婉言回绝了。罗克格并不因为要植入德国元素而有所倾向，恰恰相反，他认为这种方案与北京城市风貌相悖，破坏了城墙整体的环境，他说服政府最终改变了计划。在这件事上罗克格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了一位建筑师的职业操守。
1911年万国医疗卫生博览会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清政府接受了邀请，委托罗克格做中国馆的设计，德累斯顿离家乡不远，由他设计天时、地利、人和一应具备。
中国馆由中国塔和展厅两部分组成（图14），其中中国塔一度成为德累斯顿的地标，但很可惜没有保留下来，而展厅建筑则历经周折，保留至今，成为新社区的服务中心[10]（图15）。中国塔为三层楼阁式，底层封闭，没有回廊，二三层内收，采用格扇门窗，虽有中国韵味，但现在看来各层之间协调稍显欠缺。展厅是卷棚单檐歇山加八角亭的形式，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也不多见。两座建筑在细部处理上依照中国传统样式，但又经过了简化，与现代建筑材料完美结合（图15）。
以上几例可以看出罗克格对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的一些理念。他在保护城市风貌方面的态度是积极的，曾经尝试融入西方的理论和手法，并且应用现代材料进行提炼概括。虽然今天看来罗克格的作品并不完美，但他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转型发展的探索非常可贵。他的实践要早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是该领域的先行者。
图14：a.德雷斯顿卫生博览会中国塔
图14：b.中国馆室内
图15：a.成为社区中心的中国馆展厅
图15：b.成为社区中心的中国馆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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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跨度会堂建筑的实践
罗克格的作品功能多样，很多是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没有出现过的，如：独立式别墅、兵营、学校、音乐厅、大会堂、会所等，其中会堂建筑功能复杂，技术要求很高，罗克格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早期的钢结构建筑
钢结构大空间是现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当时本土建筑业尚不成熟，无论钢构件的生产，还是钢结构设计只能依靠外来的力量。1904年由德国人建造的青岛四方机车厂的修理车间（建筑师不详），建筑面积5200m2，跨度15m，共有10跨，这是我国的钢结构建筑较早案例。
早期对钢结构形式的探索还出现在紫禁城之内，故宫延禧宫灵沼轩就是特殊的一例。据《清宫词》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隆裕皇太后因该室屡厄于火，思以水镇之，乃斥资修建水晶宫。现在已经确认该建筑为德国建筑师参与设计（有说法为罗克格设计），它很可能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钢结构民用建筑。建筑所用钢材主要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进口，同时进口的还有德国的防锈漆。（图16）
图16：故宫灵沼轩现状
青岛亨利王子饭店音乐厅于1905年完工，是罗克格在青岛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登陆中国的处女作。凭借此项目，罗克格一炮打响，开启了他在华的建筑师生涯。据史料记载，音乐厅建筑为砖木钢混合结构，面积600多m2，层高6米，跨度为25m，厅内可容纳400~500人听音乐会，从外观到内部装饰都具有明显的德国青年风格派样式。该建筑成功展示了他在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方面的天赋，也为以后中国国会大厦的建筑方案打下了基础（图17）。
图17：a.青岛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
图17：b.青岛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室内（1914年用作临时医院）
2.中国国会大厦方案
中国国会大厦本该是罗克格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该建筑规模大、起点高，效果震撼，但最后工程下马，成为他事业的最大遗憾。
清朝末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是有了建造国会大厦的设想。建筑基地选址在北京城东贡院旧址，工程造价预算约500万马克，参照瓦洛特（PaulWallot）设计的德国柏林的议会大厦的方案（1894年竣工）（图18）建造，但规模更大，建筑面积是其两倍多。
图18：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
该方案完成于1905年，建筑总平面一字排开，高达75m，采用古典主义的风格，竖向分为5段，庄重而又细腻，山花、柱式、穹顶一应俱全，但当时新建筑的思想已经萌芽，这种形式是西方古典复兴的翻版，建筑风格趋于保守。穹顶的尖塔有稍许变化，没有德国原型那样尖耸，应该是考虑到了中国建筑文化特点。该建筑是当时欧洲会堂建筑的移植，在中国首次出现，具有示范作用，它的先进性突出表现在其功能和技术方面（图19、图20）。
图19：中国国会大厦方案透视图
图20：中国国会大厦方案剖面图
建筑内部空间非常复杂，有三个议事大厅（柏林议会大厦只有一厅），建筑中部的议院厅面积最大，为八边形，可以容纳1550人开会（首层1200座，楼座为350座）。右侧为众议院，左侧为参议院，宽为26m，深为21m，上覆穹顶。辅助空间在二层，设有记者室、电报、电话设备室，三层有办公室、图书馆、阅览室、电报室、电话室等，有28个楼梯间、电梯间，交通联系便捷。从建筑技术应用来看，该建筑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交通、采暖、电力配置及卫生设施都很完善。
德国议会大厦的穹顶是钢结构历史上的一次突破。在设计过程中由于受困于原设计的石穹顶承重太大，底墙无法支撑，土木工程师赫尔曼·齐默尔曼（Hermann Zimmermann）建立了巧妙的钢和玻璃支持系统（图21），解决了八边形墙体的稳定性问题，自重大大降低，建筑高度也因此由85m降至75m，该成果被视为德国土木工程师1875—1900年期间结构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国会大厦穹顶结构处理上借鉴了柏林议会大厦的成熟技术，为了结构稳定，内外形状完整，穹顶采用了两层钢架的形式，建筑用钢拟由德国进口。
图21：柏林议会大厦穹顶剖面与结构模型图
可惜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新政府缺乏经费，该建筑仅完成了基础部分就停工了，并最终夭折。
3.临时国会大厦
临时国会大厦，也被称为众议院议场、国会议场，1913年竣工。有说法是由于清政府倒台，中国国会大厦停工，拖欠罗克格设计费，该项目是对其的一种补偿。罗克格借鉴了中国国会大厦中央议事大厅的平面形式，将其完善成独立的单体方案。由于经费有限（造价50万马克），工程成本控制严格，故采取了较为低调的结构方式。
建筑的正立面是一个大山花，以彰显庄重，屋顶类似中国重檐歇山形式，外墙采用青砖材料，是中国韵味与欧洲古典风格的结合。中央大厅共有650个座位，大厅楼上三面楼座，有350个座位，整体容量上千人。还有很多小型厅室，包括议会主席的专用房间，部长、政府代表、议员的专用房间（图22）。
图22：北京国会议场现状
该建筑在结构上采用了木桁架加支撑杆的结构形式，屋顶设置三排高窗，采光充足。结构形式简洁实用，轻松实现了稳定的25m跨度。受力构件施工精准，支撑杆纤细的外形使空间更加通透（图23、图24）。
图23：议会会场平面
图24：议会会场剖面
该建筑结构形式比原国会大厦更为简洁实用，这种形式在当时欧洲的使用也比较成熟，荷兰建筑大师贝尔拉格（HendrikPetrusBerlage，1856—1934）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重建方案（1903年竣工）就是采取这种结构形式（图25）。
图25：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重建大厅
会堂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中的新类型，罗克格团队将欧洲先进的设计理念及结构技术带到中国，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建筑很可能是中国近代建成最早的会堂建筑，中国本土建筑师孙支厦的南通商会大厦则要晚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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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克格与中国近代建筑谱系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经受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中国近代建筑同时经历了两条发展演进的线索：代表西方文化系统的楔入式发展和中国本土建筑的主动性演进，二者交织互动推进了中国20世纪城市建筑的转型发展。
在人们业已整理的中国近代建筑谱系中，关于罗克格几乎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罗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始资料的缺失，而相关的研究也未能深入展开。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宣布参战，德国成为敌国，德国的建筑师就不再受到重视，而罗参战被俘导致其事业中断，虽然获释后重操旧业，但他的业务已不可逆转地走向下坡路。一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北洋政府垮台，罗在业务上彻底没有了依靠。据说罗克格回德国时带走了所有的工程资料，至今存放在南非及纳米比亚后代家属那里。
与罗克格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筑师亨利·墨菲（1877—1954），他们虽处于同一年代，然而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罗的合伙人建筑师傅赖义曾经参加过燕京大学的设计[4]，但与墨菲合作程度怎样，不得而知，这也许是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吧。墨菲比罗克格小12岁，来中国的时间与成立事务所的时间都比罗晚了11年，当他开始大显身手的时候罗克格正关押在日本的俘虏营中，以后一方事业蒸蒸日上；而另一方逐渐势微，风头渐去[11]。
在离开中国之前，罗克格曾被问及对当时中国建筑界的感受，具体也提到过其他的外籍建筑师，但他均不愿作出评价[6]。其实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南北之间泾渭分明，罗克格应该心知肚明对方所指都是谁，但是面对当时的窘境，罗克格亦是无可奈何。
虽然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建筑师合作甚少，但罗克格与中国本土士绅阶层的交往却非常频繁，对罗克格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和建筑学家——朱启钤，他们私交甚笃，罗在京很多重量级项目都是由朱启钤推荐或直接委托。
1914年，时任内务总长兼代交通总长、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的申请，并聘请罗克格完成了正阳门改造方案。次年6月16日在正阳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上，朱启钤手持袁世凯总统所授银镐刨下第一块城砖，象征工程正式开始。但是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了参加典礼同框合影的人中有两位外籍人士，他们就是建筑师拉查鲁维茨（浅色礼帽，衣色上深下浅，身形高大者）和罗克格的妻子格特鲁德·齐默尔曼（持深色雨伞的女士）（图26）。由于罗克格参战被俘，无法出现在现场，他们作为罗的代表出席了仪式。此外，在正阳门工程开始和结束的大合影中都有拉查鲁维茨参加[12]（图27、图28）。
1915年9月，袁世凯设大典筹备处，朱启钤兼处长，而罗克格则于一年前设计完成了袁世凯加冕的中南海“政事堂”，虽然这是政治污点，也说明了二者的亲密关系。
朱启钤[13]一生推崇中国建筑文化，他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开拓者，组织筹划的两次中国建筑史上的大事件——改造北京城门与创立营造学社，把罗克格和梁思成无意中联系在了一起，二者之间在时间上颇有些继往开来的意味。当罗克格离开中国的时候，国内不仅有墨菲等外籍建筑师继续工作，中国本土的专业建筑师也已经登场：1921年过养默、吕彦直、黄锡霖创办的东南建筑公司是较早的专业建筑事务所，1925年庄俊在上海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事务所……中国事务所越来越多，外籍建筑力量垄断中国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而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的。
总体来看，罗克格的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建筑思想的论著，似乎也没有想过事业的传承，但是他大量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专业注脚，也足以让他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的谱系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图26：1915年朱启钤主持正阳门开工典礼
图27：正阳工程开工之前合影
图28：正阳门工程结束时主要负责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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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西方建筑艺术，特别是德国建筑风格被引入中国时，正是外国列强以不平等条约干涉中国主权时期，而今中国人却将这段时期的建筑看作其本土建筑史中现代建筑遗产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虽具源远流长之文化历史，却始终以融合外来民族的文化以丰富自身为其精神特征。”[14]近代外籍的建筑师带来了全新的建筑技术、建筑风格、设计理念以及西方的建筑师制度，并且还在有意无意间推进了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的历程。
从1911年罗克格进京执业至2021年刚好110周年。今天我们回顾并思考罗克格并不仅仅在于简单地了解近代的某一建筑师及其作品，更是在思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本土建筑师尚未成熟的年代，外来建筑师的活动状况，以及他们对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面对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抚今追昔，我们更能够清晰过去中国建筑的经历与前方的行程，继而深入思考，坚定信念，继续迈步前行。
注释
[1] 关于罗克格的出生时间，此前的说法一直认为是 1876年，该说法来自于华纳先生与罗克格后代家属的 通信记录（图2b华纳先生提供），但罗克格小儿子赫114 舟航柱梁——纪念建筑先贤，再思建筑的继承与创新 In Memory of Sages，Pondering Ove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e 尔穆特·罗克格先生给笔者的亲笔信（图2a）却有另外的说法， 即1865年。作者经过分析比较，认为后者（1865年出生）更为 可信。
[2] 据德国俘虏名录和丹麦学者Lars Ulrik Thom对丹麦档案的 研究可以确定，与罗克格一起被俘的还有很多的德国的工程技 术人员，因为罗的影响力，在俘虏营中受到较好的待遇。
[3] 建筑师拉查鲁维茨，罗克格的好友和合作伙伴，1873年5月 生于德国西普鲁士（今波兰境内），1898年至1914年在青岛工 作，1914—1920年在北京的罗克格公司工作，1920年至1926年， 与建筑师哈赫麦斯特合伙经营建筑公司，1926年4月因心脏病 在北京病逝。
[4] 建筑师傅赖义，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05—1938年在中国 工作，是罗克格天津公司的合伙人，与罗克格一起参加中国国 会大厦的设计，在青岛参战被俘，1919年获释回到北京，继续建 筑设计工作直至回国。他曾与墨菲合作，参加过燕京大学的校园 设计。
[5] 2021年8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泉州召开，德国达姆 施塔特的玛蒂尔登霍赫（Mathildenhöhe）艺术家聚集地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产生于世纪之交的青年风格派建筑再次 进入世人的视野，它们突出的普遍价值被世界肯定。在欧洲， 这类建筑经历了二战的摧残，能够保留下来已经非常不易，而 在远东地区能够见到纯粹的青年风格派建筑则尤为可贵，堪称 世界建筑历史的活标本。
[6] 据波恩大学马维立教授及赫尔穆特·罗克格先生口述。
[7] Tätigkeit des Architekten Curt Rothkegel in China（赫尔穆 特.罗克格提供的未刊资料）
[8] Gertrud Rothkegel，China（Ereignisse und Erlebnisse von 1903 bis etwa 1918）1957（赫尔穆特·罗克格提供的未刊 资料）
[9] 德国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碑1913年竣工，位于东德城市 莱比锡，设计师为布鲁诺·施米茨 （Bruno Schmitz）。
[10] 1912年展会结束之后，展厅建筑迁移至德累斯顿白鹿区 （Weißer Hirsch），建筑的主要功能是餐厅、咖啡、阅读等社区 服务。1997年该建筑遭遇火灾严重损害，后根据原有形式复原。2006年在马尔特·冯·巴根博士（Dr. Malte von Bargen）的倡 导下发起成立以此亭命名的“德累斯顿中国亭协会”，开展对华 的友好交流工作。
[11] 1908年墨菲在美国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1914年5月来到 中国，主持了清华大学的扩建工程，并通过教会逐步接手了很 多大学的建设项目。1928年墨菲的事业迎来了转机，是年他得 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受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主持 制定了1929年南京的城市规划《首都计划》，并在南京等地先 后完成了很多作品，今天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经是他的助 手，如吕彦直、杨廷宝、赵深、童 、陈植、奚福泉、李惠伯等， 墨菲在中国的地位由此进一步夯实。
[12] 图27 前排左6为格特鲁德·齐默尔曼，左7为朱启钤，后 排左6为拉查鲁维茨。图28后排右2为拉查鲁维茨，前排居中 为朱启钤。
[13] 朱启钤与当时的许多中外建筑师交往甚密：1916年他与美 国建筑师何士（Harry H.Hussey）商讨协和医院设计中的中国传 统风格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1914年建设北京中央公 园（中山公园）时又聘建筑师华南圭为其助手。1919年，朱启钤 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影印宋本《营造法式》，1930年2月在 北平正式创立营造学社，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 担任法式组、文献组的主任。1932年，年轻的梁思成率队考察 蓟县独乐寺，完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第一次野外考察。
[14] Torsten Warner，D e ut s ch e A rchite k t ur in C hina Architekturtransfer（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M]，Ernst & Sohn 1994：
参考文献、图片来源省略 参见原文
原文刊发于《建筑师》2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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