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北京的报国寺

【085】报国寺

继续读《古都旧景》，我今天读到了北京城外城部分，有一段关于报国寺的介绍。

英语大意是：

离广安门约半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开阔地，街北就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报国寺，它的历史上可追溯到周朝。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重修，院中有立于明成化二年（1446）的石碑，记述了明宪宗成化二年再修此庙和周朝的吉祥皇后用私房钱修建此庙的经过。周朝距我们已有2500年了，这段记录也许有太多的水分，只能做个参考，尤其是关于皇后修庙的那段记录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

对于报国寺，我真的没什么印象，只是当年去逛过几次早市，看各种钱币、邮票和旧书。好在有位朋友撰写了一篇关于报国寺历史的文章，正好供大家欣赏阅读。

文章的作者是黄永顺，他在北京的历史研究上有独到见解。

（以下是黄老师的全文，来自北京晚报）

报国寺“三绝”远近闻名，众多文人墨客驻足于此

报国寺，始建于辽代，起初规模很小，明代扩建后规模宏大。因寺内有过金代的两株形似龙状的奇松，为此也曾被称作双松寺。后院的毗卢阁内曾供奉着一尊镇寺之宝，名为窑变观音。前有双松，后有毗卢阁，再加上窑变观音，报国寺的“三绝”远近闻名，并形成报国寺特殊的文化格局，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驻足于此。

龟趺石碑有记载

报国寺名称的由来，是从元代开始的。忽必烈统一中原后，依照旧寺的规格建了新寺，为彰显功勋，称其为报国寺。至明代初期，寺庙逐渐颓落。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遵母后之命于报国寺原基址上敕建新庙。据《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宣武卷》载：“现在庙内尚有成化二年碑。从碑文来看，寺院的兴建，是明宪宗为其母祝禧而建。有碑文：'今即宣武门外撤旧建佛寺而新之。发内库之金以市材鸠工；不数月而告成焉……乃原圣母之志，名曰大慈仁寺，广渡僧众，俾居其中，祝禧迎贶……’这仅仅是建寺的表面理由，而其真正的建寺原因，是为周太后的弟弟吉祥而建。”寺庙建成后，孝肃周太后的弟弟周吉祥在此出家,明宪宗就把这位舅舅任命为方丈。

明代扩建后的新寺改名为慈仁寺，寺庙规模宏大，后院建有毗卢阁，可登临远眺，“望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京师之景尽收眼底。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大地震，慈仁寺建筑大部分坍塌。乾隆十九年（1754年）得以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俗称报国寺。

走进山门，第一进院大殿面阔五间，院中东西两侧各有龟趺石碑一通。东边是明成化年间的“御制大慈仁寺碑”，记载了明代在报国寺旧址修建慈仁寺的经过。西边是清乾隆年间的“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诗曰：“彰义门旁寺，开堂久自元。增修传胜国，祝嘏为慈尊……幢石难寻址，虬松尚护门。毗卢佛见阁，祗树不妨园。顶礼观音在，传闻窑变原……”由此可见，重修时毗卢阁已倾，窑变观音等文物均存在。

清康熙年间，朝廷开科延揽人才。随之京师南城会馆云集，文人商贾荟萃。此时的报国寺曾为京城最大的庙市和花市，寺内景观精致典雅，引得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北京百科全书《宣武卷》载：“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为庙会期。”庙会时，商贩在这里摆上摊位，出售图书、文物、古玩等。

清朝之时，草桥一带盛产花卉，因报国寺离草桥不算太远，故报国寺庙会也有花市，花农们常常挑着担子来做生意。寺内的僧人也学成栽培牡丹的技巧，于是便兴起“到报国寺赏花”的风尚。清代慕昌溎在《报国寺看花》中曰：“逍遥古寺中，斜日上林顶。禅院静无声，微风弄花影。雨过野禽寂，一树碧桃冷。徘徊幽径侧，爱此芳春景。碧草满山亭，钟歇日正永。客去晚风凉，松上鹤初醒。”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在寺内设坛。清廷和“八国联军”一起围剿义和团时，报国寺被德军的炮火炸毁，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经修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报国寺设立军需库。1945年日寇投降后，报国寺作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所属粮库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报国寺划归粮食部和商业部使用，之后也曾归属粮食部管理。1969年，北京金属熔炼厂在报国寺内建厂，寺内庙宇等建筑一度成为该厂的生产车间、仓库等。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报国寺交付给商业部、中国商报社和中国商业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后来，使用单位筹资将工厂搬出，又投资维修报国寺。修复工程从1989年秋持续到1997年，共历时八年。修复后，为保护文物和传承文化，寺庙大院辟为“报国寺文化市场”，从1997年6月起向社会开放。之后又添加了收藏内容，开办了报国寺的艺术展、收藏拍卖会和各种知识讲座。此地便形成了集市、展览场地和文物拍卖市场，常有小型拍卖会。拍卖师曾是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书籍爱好者，被人称之“赵半尺”，意思是赞美他能在书画打开半尺后，就说出价值是多少。

文人墨客留印迹

已经消失的毗卢阁曾经是报国寺“三绝”之一。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与友同登毗卢阁，有感而发，赋诗《同冯光禄登慈仁寺阁》，诗曰：“今度慈仁寺阁游，翠烟冬日抱重楼。冥冥绣栱盘空界，袅袅丹梯接帝州”。嘉靖年间“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进京会考取得头名，也留下一首《登毗卢阁》：“高阁迥临飞鸟上，丹梯千仞愁攀登。窗邀佛日金绳下，地逼宸居玉殿层”。

明末清初，报国寺就是京城最著名的书市，比琉璃厂书市还早。这里曾经是文人墨客的雅聚之地，清代著名文人高衍、王士祯、孔尚任等都是报国寺的常客，留下许多佳话。

清代诗人王士祯嗜好古籍，常到报国寺书摊购买古籍善本。据说许多想见他的人，每次到府上拜访，总是找不到他，反而是到报国寺能碰到他。《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王士祯的好友，他曾赋诗记录此事：“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孔尚任还特意注明：“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寺庙的西侧有顾亭林祠。顾亭林，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人们尊称为亭林先生。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被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顾炎武曾多次寓居报国寺内。顾炎武去世后，友人常来报国寺祭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发起，众多儒臣学士捐资，在顾炎武居住过的报国寺西小院修建了顾亭林祠。祠堂坐北朝南，内设佛堂、享堂、碑亭和游廊等，1900年庚子之变时，顾炎武祠虽与报国寺一墙之隔，但得以幸免。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祠堂由张之洞等人呼吁后重修，1921年再次重修时增建为五进院落。

大殿原称昭忠祠

报国寺的第一进殿，就是面阔五间、七檩悬山顶的昭忠祠山门。

昭忠祠是古代为纪念阵亡的将士而建的庙宇或祠堂。清初顺治时在现今的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有昭忠祠，是祭祀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清朝开国功臣的。庚子事变时，昭忠祠被毁。庚子事变后，东交民巷沦为洋人租界，修建有各国使馆，昭忠祠不可能在原址重修。于是，张之洞建议修缮被炮火焚毁的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并改为昭忠祠，赋予祭奠清朝忠魂、慰藉英烈之功用。

得到清廷批准后，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鹿传霖负责督建，并于1907年动工。那时国库空虚，财力匮乏，户部拨银两万两，根本不够用。于是，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荣禄之子良揆等人募捐集资十六万两白银充为工程款，才得以完工。

第二进殿是天王殿，面阔三间，七檩悬山顶，殿前左右各有石碑一通。西侧石碑为光绪三十年十月立的御制大慈仁寺的碑记，记述重修该寺时全国各地捐资情况，碑文现清晰可见。殿的东、西两侧建有对称配殿。东侧有一株国家一级古树，枝叶茂盛，呈一巨大伞状，覆盖着东侧大部分院落。

第三进殿为大雄宝殿，一度被称作昭忠祠。殿前是宽阔的砖石月台，大殿东、西两侧建有配殿，面阔各为五间，均为悬山顶。引人驻足的是西侧的一通石碑，碑面字迹已不清晰，石碑与碑座石料有明显差异，碑额与碑身相接处也有明显的修复痕迹，也非龟趺的传统规制。

第四进殿为后殿，面阔五间，七檩悬山顶。后殿左右建有朵殿，面阔各三间，七檩硬山顶，后殿的东、西两侧建有配殿，形制与朵殿相同。现在仍用作办公区，不对外开放。

第五进殿原为毗卢阁，阁外通廊环形一周，可眺望西山远景，该阁在清代已毁。

（文章全文完）

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报国寺的历史，然后通过照片看看现在的报国寺是什么样子。

报国寺始建于辽代，明代初坍塌毁坏。

成化二年（1466），皇帝降旨重修该寺，赐名慈仁寺。

1679年，受京师大地震影响，寺院大部分建筑坍塌。清乾隆十九年（1754）得以重修，获乾隆帝赐名大报国慈仁寺。

1900年，义和团在此寺设坛，被八国联军用炮轰毁。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报国寺和顾亭林先生祠被日军占为军需库。日本投降后，此处被河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用作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