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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的名人故居(什刹海之五)

什刹海,曾经是名人聚居的地方,“一代名士”张伯驹,鲁迅的大弟子萧军,延安时期的“大众诗人”田间,著名作家丁玲,“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医生……

银锭桥西海北楼---萧军的“蝸蜗居”

沿鸦儿胡同向东南走,快到东口时,透过重重屋檐,看到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年代久远,灰色的小楼已相当破旧,这就是作家萧军在北京居住了36年的故居。

  萧军的“蜗锅居”旧址

萧军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东北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他1907年生于辽宁义县,原名刘鸿霖。他5岁时随父亲在长春读书,18岁当过骑兵,后考入张学良将军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9.18”事变后他曾与友人筹划组织抗日义勇军,事情泄露后潜入哈尔滨,以三郎的笔名开始写作。他与女作家萧红在危难中结合,又在战乱中分手的凄美爱情;他与鲁迅相识并受到赏识,由鲁迅作序出版早期代表作《八月的乡村》;他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在延安又受到冷遇,后到东北又受到批判;他的豪迈、坦荡、洒脱的性格,先后几段感情生活的波澜……这一切,都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1951年,萧军辞别东北,全家迁居北京。他自己租下了鸦儿胡同6号院内一座二层小楼的楼上部分,站在楼上可以南望什刹海水,往东不远就是著名的银锭桥。于是他戏称自己的居所为“银淀桥西海望楼”。在这里他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五月的矿山》,完成了京剧剧本《吴越春秋》和《吴越春秋史话》等著作。

“文革”中,萧军当然躲不过去。他被批斗、关押、劳改达6年之久。但豪爽、倔强的萧军挺过来了,直到1972年初,他终于又回到了“海望楼”,但房子早已被别人占用,只给他剩了一间,全家居住拥挤不堪。为了创造一个写作环境,萧军把一个凹进墙里、不足两平方米的壁橱打扫出来,放入一桌一椅,端端正正地贴上鲁迅像,成为一间“书房”,这就是著名的“蝸蜗居”。在“蝸蜗居”里,他完成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及数十篇散文及诗作。

后来有关方面给萧军分配了新居,但他对这里怀着深深的眷恋,直到1987年底才搬离,半年后病逝。

诗人田间的35年

后海北沿38号是延安大众诗人田间的故居。这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前临波光粼粼的后海,北依古韵悠悠的钟鼓楼,院内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倒座房(进入四合院后首先见到的坐南朝北的南房)四间。迎门的影壁上镌刻着田间抒写心志的诗句“滹沱河上流,高枝悬北斗,军民一家人,鱼水情不朽。”

田间原名童天鉴,1916年生于安徽无为。1934年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读书,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7岁开始写诗,193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未名集》,后又相继出版《中国农村的故事》、《中国牧歌》等诗集。这些诗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他本人也不断受到盯梢、逮捕,田间被迫离开祖国东渡日本。

 诗人田间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田间毅然返回祖国,投入抗战的洪流。他先后在晋东南、延安作战地记者,实践着“首先是战士,其次是诗人”的诺言。他以真挚的爱国情怀、激昂的格调,饱含着对敌人的蔑视与憎恨,唱出了中国人民的最强音。他的许多诗一经发表,很快就传遍全国,成为我国现代诗歌史上最优秀的政治抒情诗。

新中国成立后,田间调全国文联工作,任研究室主任、文学讲习所主任等。到北京后,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下了后海北沿这个小院。据说这个小院曾是清廷一个太监的住所,田间搬入时园内一片荒芜。邻居们说:“因为住过太监,这个院栽不活花,养不活树。”田间不信邪,他与夫人葛文辛勤耕作。不久,院内就绿树成荫,花木扶疏了。

田间在此居住的35年间,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都极为繁忙。抗美援朝期间,他两次赴朝,写成散文集《板门店纪事》;1954年出访东欧,出版了《欧游札记》;他到内蒙古、云南边陲采风写出了《马头琴歌集》、《芒市见闻》等,丰厚的创作成果使田间成为我国诗坛上有卓越贡献、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

“文革”中田间被迫害达8年之久。浩劫过去,小院已面目全非。但田间与夫人再次辛勤耕作,小院又恢复生机。重又走上文艺界领导岗位的田间,一面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费心劳力,一面又投入了创作。但他的身体在“文革”中受到太大的摧残,1985年,不满70岁的诗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与田间故居只隔几个门,后海北沿24号是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著名医学家马海德故居。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贫困的黎巴嫩移民家庭。他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于1933年毕业于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为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他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原计划停留一年即回美国。

马海德

在上海,他结识了一批进步的外国人士,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他还认识了被中国人民尊为国母的宋庆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逐渐爱上了中国,愿意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努力。

1936年初,中共中央准备邀请一名外国记者与一名外国医生去边区考察。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他,经过千辛万苦,闯过重重封锁,他们辗转到达陕北。陕北条件极为艰苦,但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考察结束后,他留在了陕北。

1937年,海德姆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他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为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竭尽全力。1940年,他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女学生周苏菲喜结良缘。

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马海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卫生部为他在后海北沿一个小院中安排了住所。

新中国成立之初,性病对人民健康危害极大。马海德提出:“性病不是单纯的一种疾病,而是社会病,这种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社会主义制度极不相称。”他下决心为在中国国土上消灭性病而奋斗。他参与筹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参加制定了全国性病防治规划,摸索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疗性病的有效办法。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1964年中国取得了基本消灭性病的震惊世界的成就,马海德功不可没。

基本消灭性病之后,马海德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消灭麻风病的工作中。马海德首先提出了“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的科学论断,扭转人们对麻风病根深蒂固的偏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得到了举世公认的效果。

马海德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在后海北沿居住了近40年。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北京”了。他喜欢北京,喜欢什刹海。闲暇时,他常漫步在垂柳依依的后海岸边,常到相距不远的老友宋庆龄家中探望。

1988年10月,为中国人民的健康耗尽毕生心血的马海德在北京病逝。

住在后海南沿的一代名士张伯驹

后海南沿26号是著名书画家、文物鉴赏收藏家张伯驹的故居。提起张伯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知道的不多,但如果退回百八十年,这可是个尽人皆知的名字。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张伯驹是河南项城人,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哥的内弟,曾任河南都督,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留下偌大的家业。他从小与袁世凯的几个公子一起长大,与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才华横溢,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他早年进入军界,做到旅长,后因厌恶军阀混战,退出军界,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为不使我国的国宝流失海外,他不惜重金收购古代珍品字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写的《平复帖》是国内现藏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历代都被奉为至宝。张伯驹花4万大洋从恭亲王后人溥濡手中购得这件稀世珍宝。

 平复帖

后来日本人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愿出30万大洋的高价收购《平复帖》,被他严词拒绝。1941年春,张伯驹突遭绑架,绑匪要求高价赎人。张伯驹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贵藏品,他义正辞严地说:“不要用卖掉字画的钱来赎我,我死了不要紧,字画要留下来。”

张伯驹冒着随时会被撕票的风险,始终不答应变卖任何一件藏品。他的这种置生命于不顾,痴心保护文物的高尚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亲朋好友纷纷解囊相助,凑足了赎金,赎出张伯驹。

《游春图》是隋代画家展子虔的传世名作,是国内流传至今最古的一幅山水画珍品。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某人正欲出手《游春图》,张伯驹建议故宫买下,但故宫方面未有回应。张伯驹心急如焚,他怕珍品流失海外。逢人便说:“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如有谁为了多赚钱,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游春图

《游春图》一事闹得全城沸腾,再转手洋人已很困难。持画者便要以高价卖给张伯驹。经再三商谈,要价黄金220两。张伯驹虽贵为公子,但他多年收购历代墨宝,手头亦很拮据,无法筹措如此多的黄金。为不使国宝流失,他忍痛割爱,将自己购买的原李莲英的一处宅邸花园出售,夫人又变卖了首饰才凑足黄金,买下《游春图》。

卖掉原李莲英宅后,张伯驹购得后海南沿26号住所。

1956年,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张伯驹夫妇将珍藏数十年的多件价值连城的书画真迹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与《游春图》。国家作价20万元用于奖励,但他分文不要,其高尚的爱国主义震动了文物界。

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经陈毅举荐联系,安排张伯驹到吉林省博物馆担任副馆长。十年动乱期间,张伯驹再次受到迫害,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户口,居无定所……。

1972年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张伯驹的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结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挽联不但概括了陈毅的革命战斗生涯,还赞扬了陈毅忠贞不渝的品格,毛主席轻声念了一遍后,发现挽联的落款是张伯驹,便转头问陈毅夫人张茜:“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张茜向毛主席介绍了陈毅和张伯驹的关系,毛主席又问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说目前张伯驹夫妇处境艰难,没能来参加追悼会。

毛主席了解到张伯驹的近况,嘱咐周总理过问一下,尽快解决一下张伯驹的问题,周总理连连点头应允,表示一定落实这件事。很快张伯驹被安排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恢复了北京户口,退还了原有住宅,解决了工作和生活问题。

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关于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予以恢复名誉;1980年,张伯驹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张伯驹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1年1月,张伯驹、潘素夫妇画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2月26日去世,享年84岁。同年3月26日,举行了张伯驹追悼大会,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二百多人送了挽联,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大翔凤胡同中的丁玲故居

大翔凤胡同在恭亲王府花园的北墙外,先是沿北墙东西走向,到胡同东口折向北,胡同北口在后海南沿。胡同原名大墙缝,即指王府北部的一道墙缝,后按谐音改称大翔凤胡同。

在胡同折向后海南沿的短短一段中,有两个院落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胡同东侧的6号院,被文物部门作为曹雪芹的故居保护。但曹雪芹是否曾在此故居,何时居住过?一直在红学家中颇有争议。另一个是胡同西侧的3号院,它是作家丁玲1979年回京后的居所,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丁玲本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又一直备受争议的人物。

丁玲(1904-1986年),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至1928年,她以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刚一登上文坛,即引起轰动,报刊上惊呼“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毛泽东曾填词《临江仙》相赠,夸她“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新中国成立前后,丁玲在在政治和文化舞台上都达到了巅峰。她1948年写成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她先后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等职。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即将来临。

1955年冬,她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头目”,接着1957年冬,她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1958年到1979年,丁玲经历了12年北大荒风雪、5年囚禁、4年农村改造,成为受迫害时间最长、受创伤最深的女作家。

1979年春,经中组部批准,75岁的丁玲以治病为由回到北京,住在大凤祥胡同3号院。在这个小院中,丁玲一边治病,一边还被“历史问题”所纠缠,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清白,不断上诉。但她并没有忘记创作,写下了《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等晚年佳作。她还为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而奔波。当极“左”盛行时,她被打成“右派”,当极“左”人人喊打时,她又被戴上了“左”的桂冠。

1986年3月4日,82岁高龄的丁玲在北京病逝。被深深卷入政治漩涡的丁玲或许还将被争议下去,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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