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通州开漕节,通州坝外,帆船云集,等待靠岸。一位身着明代服装的“官员”,率领随从,走上石坝,一面巡查、一面叮嘱,这一幕就叫“吴仲巡坝”。吴仲因重修通惠河而被通州人尊为“坝神”。
通惠河是元代郭守敬为解决大都物资供应而开凿的一条漕河。元朝灭亡后,明朝建都南京,北京没有了庞大的物资运输需要,通惠河随之废弃。明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决意迁都,北京的漕运问题成为明朝的头等大事。
永乐五年(1407)五月,北京行部上报:通惠河道淤塞,需要增置闸口,疏浚河道。朝廷恩准后,运粮军士疏浚河道70余里,但没有增设水闸。通过这次整治,南来漕船可直抵北京城下。没过多久,通惠河船运再次受阻。究其原因,是水源问题没有解决。随着上游白浮泉引水河道埋没,水量剧减,下游通惠河水浅淤塞,不能行船。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着手解决疏通通惠河的问题。正统三年(1438)大通桥闸建成;正统四年(1439)平津闸修复,但水源问题依然成为瓶颈,通惠河仍不能全程转运。
从永乐年间开始,北京粮食需求越来越大,沿大运河运输的粮食越来越多。文献记载,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多达400万石,分别存储在通州和京城,其中40%存于京仓,60%存于通仓,庞大的转运需求摆在朝廷面前。
成化七年(1471),漕运总兵官杨茂上奏:每年江南漕粮在张家湾由水运改为陆运,赶上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每车只能载八九石粮食,却要花费一两银子。通州到京城40多里,有通惠河古河道,石闸尚存,水深约二尺,只须用石闸蓄水,让运粮卫所备好驳船,挨次驳运过闸。这样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也减少了劳累。于是,明宪宗命人勘察水道,启动工程。至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疏浚了东便门外大通桥至张家湾60里。多年未见的漕船沿通惠河行至大通桥下时,引来许多人聚集观看。由于水源不足,没过两年,通惠河水浅涩滞,又不能通航了。此后,明孝宗、明武宗年间,也对通惠河进行过治理,但始终未能奏效。
一边是庞大的粮食需求,一边是漕河屡治屡废的现状,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漕运航道疏浚亟待解决。
明武宗驾崩,朱厚熜登基,次年改年号嘉靖。嘉靖皇帝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关系国家命运的漕运成为他的心病。虽然大臣们陆续上疏,建议修复通惠河,但先祖们屡治屡废的经历,使得他犹豫不决。
明嘉靖六年(1527),嘉靖皇帝翻阅着御史吴仲的奏章,不由得眼前一亮,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吴仲是江苏武进人,字亚甫。明正德十二年(1517)考取进士,后担任御史,巡按直隶。他为人敏锐阔达,敢于直言,办事能力强。在洋洋千字的奏章里,他力主重开通惠河。为说服皇帝,他没有只算经济账,而是从各方面痛陈利害。
元代郭守敬治理通惠河后,便没有了搬运漕粮的劳苦。“何独至于我朝,必欲置闸河于无用,费脚价而不惜哉?”前人能成之事,我朝为什么不能?吴仲“访之上源,见于诸陵无损,溯其末流,又于都城无害。且源头活水,运亦流,不运亦流”。驳斥了一些风水家所谓“白浮引水有损皇陵”的无稽之谈。
为坚定皇帝的决心,吴仲在奏疏中列举了军粮管理和运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强调再不纠正,事关京师安危:国储远在通州,有重大隐患。密云等地有山间小路,若蒙古骑兵偷袭,“或据仓廒,或肆烧毁,国储一空,则京师坐困矣”。必须尽快疏浚通惠河,把军粮迅速运抵京城。
吴仲的奏章切中时弊,字字珠玑。嘉靖皇帝深以为然,遂下旨令户部、工部调查商议后拿出方案。十月,朝廷批准了疏浚通惠河的计划,下令冬天备好物料,来年春天开工。
嘉靖七年(1528)二月初兴工,至五月末完成。吴仲向嘉靖皇帝报捷。在短短几个月里,吴仲领衔完成了疏浚漕河河道,建成石坝、改造石闸,明确河官职责,增加闸夫数量,打造一批驳船以便漕粮运输等一系列工作。
吴仲重修的通惠河,甩掉了元代通惠河至高丽庄入白河的下游河道,将码头设在通州城;在通惠河与白河间建石坝,粮食经人力搬到驳船,沿通惠河到达大通桥下,所以通惠河又有了“大通河”之称。除疏通河道外,他还因水制宜,调整了元代旧闸位置。庆丰两闸,只保留下闸;平津三闸,只保留上、下两闸;普济闸废上闸、留下闸;流通闸仍旧,共计五闸,蓄水行舟作用明显。同时打造了一批漕船,安排大批漕夫负责漕船运输。
水利大通,千艘衔尾。用于转运的驳船分布在各闸,等候船只似鱼鳞密密排列;行驶船只如鱼群前后相连。早上从通州起运的漕粮,傍晚就能到达京城。这一次,通惠河真正实现通航。通航当年,大通河转运漕粮近200万石,节省运费11万两白银。嘉靖皇帝龙颜大悦,同意吴仲的建议,把节省下来的运费抽出1/3赏给以前负责运输的军卒。
明代诗人周柞赞道:“宛宛漕渠天上来,金堤玉垒圣人开。仙槎合傍银河挽,粟米如山绕凤台。”
吴仲因重开通惠河有功,获朝廷嘉奖,官升一级,后出任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
处州之行,遥遥千里。吴仲沿通惠河到通州张家湾码头时,触景生情,奉命重开通惠河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担心“好事难成而易败,谗言易兴而难遏”。如果自己这样走了,日子久了,物是人非,疏浚经验恐怕会湮没。他暗暗沉思,正好利用赴任坐船的时间,将通惠河源流与治理经过整编成册,以惠后世。
于是,伴着风声涛声,他参考以前的文献、地图,复加考订,编撰成上、下两卷2万余字的《通惠河志》。河志写就于运河船上,堪称修志史的一绝。该书详述了元代以来通惠河开凿的情况,并有自己的思考和评价。
翻开《通惠河志》,上卷首先是通惠河源委图、通惠河图,然后是通惠河考略、闸坝建置、公署建置、修河费用、经理杂记、夫役沿革、部院职制等方面,记载了修治通惠河的工程及管理情况。下卷则收录了嘉靖前后几次大的治理奏议,展现了历次治理主要经过及关键问题。志书所载内容翔实,如“庆丰等九闸,成化年间原设闸官四员,闸吏四名,闸夫六百四十七名”,明确将人员分为闸官、闸吏、闸夫三类。
嘉靖皇帝阅览后,下旨送史馆、编入《明会典》、工部颁发刊行。问世后,这部志书成为历任主管通惠河工程官员的案头卷。后来,继任者又陆续增补了嘉靖六年(1527)至隆庆五年(1571)33任主管官名册。
[明]吴仲撰,杨之峰标点:《通惠河志》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
《通惠河志》虽然仅记载了明中期的改造工程,但对通惠河来说,这时正是重要的“转折时期”。为适应水量减少情况下通航,吴仲部分废弃了以往闸坝,只保留“五闸二坝”,在漕运季节实行“倒载制”,即漕粮由人夫搬运到闸上游停泊的船只中。这个方式被后人效法,跨越了明清两代,在清康熙年间沈喻所绘《通惠河漕运图卷》(现藏国家博物馆)中,有清晰的描绘。
正是由于吴仲使濒于废弃的河道重现生机,他才被后世誉为“坝神”,并建祠纪念,每年开漕节,享受运河人的追忆祭典。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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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 璐
初审:章亦民 孔燕松
核审: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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