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让喜仁龙心醉不已的,还有北京雉堞连绵、高耸入云的城墙。此后的半年时间里,人们经常可看到他身着一套很紧的棕色或是黑色西装,带着一部照相机、一个笔记本和测量工具,注视着北京宏伟的城墙城门。为了真实捕捉这些城墙城门的影像,他会等上个把小时,直到光影把建筑的生动性表现得恰到好处时,才按下照相机快门。
喜仁龙觉得“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它们环绕着城市,并把它划分为地段和场院。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在他的眼里,北京城墙是有生命的。城墙给人的印象,也依季节、时辰、天气和观者欣赏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远眺城墙,它们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秋高气爽的十月早晨,是景色最美的时候,特别是向西瞭望,在明净澄澈的晴空下,远处深蓝色的西山把城墙衬托得格外美丽。”
为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佐证,喜仁龙在考察北京城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研究地方志。他大量援引《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元一统志》等文献,并把其中记载的城门、城墙等史料与实地考察的情况结合起来。
《顺天府志》记载:“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宫殿,十五年拓其城之南面,共周围四十里。”到底北京城墙有多长呢?喜仁龙经过实地踏勘,得出了准确的数字: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合计23720米,约47.4里。
至于城墙的高度,即使老北京也说不太准。喜仁龙测定东城墙11.10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1米、北城墙11.92米。四面城墙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从建筑学角度研究北京的城墙,喜仁龙算是权威了。
一提到前门(也就是正阳门),老北京人喜欢说“前门楼子九丈九”!殊不知,喜仁龙测出精确高度是“齐城台平面处宽为50米,最大进深为24米,通高38米”。
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自序中写道:“对北京城门艺术风格的兴趣,使我逐渐萌生了去了解其作为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进一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门的历代沿革与兴衰作废。作为历史和建筑研究的依据,包括城门在内,以及城墙和城门的周边环境同样引起了我的兴趣。”
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喜仁龙的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黎明,当第一个旅客赶着大车或小骡车踏上漫长的旅途时,厚重的木城门就被缓缓推开,犹如一位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渐渐地,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肩挑颤巍巍的扁担,两头摇曳着盛满农产品的筐子。”一幅多么生动的市井画呀!
喜仁龙为北京“内九外七”的城门一一“存档立案”,拍摄了城楼、瓮城、街道等多个部分,还绘制城楼平面图。比如,他生动地记录了人流如织的西直门:“西直门瓮城里面特别宽敞,摊铺鳞次栉比,车马行人更是往来不息,其实倒不如说这里头是个热闹的市场。”
喜仁龙对北京城门名称演变记述得十分详细。比如,正阳门是国门;崇文门俗称哈德门,也叫“景门”,寓意光明之门;宣武门俗称顺治门,也叫“死门”;德胜门也称“修门”,安定门又叫“生门”;阜成门原称平则门;西直门又称“开门”;朝阳门又称齐化门;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喜仁龙用镜头和文字悉心捕捉的这些北京壮丽景观,转化为丰硕成果。1924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出版;1926年,《中国皇城写真全图》出版;1949年,《中国园林》出版。尤其是《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不仅包含着深入细致的勘测成果,还包括53张城门平立剖测绘图纸和128张历史照片,为研究北京城墙和城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出版于巴黎,是喜仁龙旅居北京实地考察的成果之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青年学生侯仁之在伦敦购买了原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著名作家林语堂认为,“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国皇城写真全图》是两本最权威、最完整的再现北京的图集”。著名美国学者高居翰称喜仁龙是“西方第一位涉足中国绘画研究的艺术史学者”,是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
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最后,发人深思地问道:“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
历史已经证明,这的确令人深思!
文章引自:《国际友人在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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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章亦民
核审:黄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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