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夕阳”的王欣叔叔
看“夕阳”的王欣叔叔（康复中，与刘凯医生）
2020年3月5号，“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一位罹患“新冠肺炎”，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第一线”的刘凯医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推着去做CT途中，还不忘看“夕阳”的老人的照片儿，成了“朋友圈儿”刷屏的“网红”！从老妈的老战友儿、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阿姨的“朋友圈儿”里对这位老人的殷切关心，我才得知这位在“新冠肺炎”病中还不忘欣赏美丽“夕阳”的王欣叔叔，也是我妈王琴的70多年前的老战友儿！87岁的怹，战胜病毒、终于康复，也让我们很高兴！
由此，我想起了自己在2019年2月1号写就交稿儿的上海《文汇报》约稿儿的一篇关于郑小瑛阿姨的采访——
作为普及西洋古典音乐的世界上最大的PARTY——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尾音儿”仍在回响着。但是，一直以来，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和世界各国交响乐指挥台上的知名指挥家大都是男人，而在素有“音乐之城”、曾养育了不少中国知名音乐家的厦门，这些年的“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上，站着的却是一位女性，怹就是已年至九旬，仍不愿放下心爱的“指挥棒”的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
怹原来一直活跃在北京的交响乐指挥台上，曾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离休后，怹曾组建“爱乐女”乐团，后来却悄悄地离开了北京的交响乐舞台，本报记者见到的怹，虽已年至九旬，又作过癌症手术，但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精力充沛、言行干练——执著于心爱的交响乐普及事业。
在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起近况，郑小瑛“新年“伊始就很忙：“指挥了CCTV—1、3和音乐频道播出的《启航2019》中的'跨年歌曲’《我的祖国》，为厦门大学指挥了'新年音乐会’，我的《郑式指挥法基础》已开始在'爱艺术+’教学视频播出了，历时半年的'指挥班一对一教学’也刚刚举行了'结业汇报'！我还在为'西方歌剧’的'中文化’（是指将'西方歌剧’译成中文演唱）奋斗……就是说，还有未了之事在激励着生命。”——
人物档案：
郑小瑛，汉族客家人，1929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原主任，中央歌剧院乐队原首席指挥。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活动的指挥，井指挥演出了中外歌剧《护花神》、《第一百个新娘》、《茶花女》、《夕鹤》、《卡门》、《费加罗的婚礼》、《蝴蝶夫人》、《魔笛》、《波希米亚人》、《塞维利亚理发师》等；还曾与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等十多个交响乐队合作，举行音乐会。并为国家教育电视台录制了《乐海导游》30集，还经常为青少年举办“普及音乐会”。
1980年后，成功地多次赴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及日、澳、美、意、芬、新、德、法、荷、比、英等国举行音乐会、参加“国际艺术节”、指挥歌剧或讲学，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1981年荣获文化部直属文艺团体评比优秀指挥一等奖，1985年荣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
寄语：
这个“方框儿”内，本应是一段儿“寄语”！但郑小瑛阿姨却谦虚又坦率：“谢谢好意，比起'寄语赠言’，我只愿意做实事，对不起啦！”
◆参加革命后
第一次弹钢琴竟遭领导批评
◆赴苏联留学
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指挥
◆殷承宗奏不成《黄河》
她受命创办“厦门爱乐乐团”
本报独家专访
郑小瑛
年过九旬，仍在乐坛拼搏
□本报记者 郭大誌/文并摄影
郑小瑛阿姨与郭大誌及母亲王琴
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弹钢琴
领导上竟找她谈话
郑小瑛6岁学习钢琴，14岁登台演出。195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并向苏联专家学习合唱指挥。1960至1963年去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并向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海金和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指挥依·波·拜因学习歌剧指挥。
在采访时，郑小瑛对本报记者回忆道：“1949年初，在河南开封，我们'中原大学文工团’要随'二野’南下时，大家不懂'拍子’等音乐知识，我说应该这么唱，大家说：'你还挺懂！’
我也胆儿大，我会弹钢琴；当时，我就穿着军装到教堂去练琴，结果，那个牧师比我还懂部队的规矩，他对我说：'你是解放军干部，要不要请示一下儿你们领导再来。’我就去请示，结果领导不批准。我说：'那是我的业余时间！’领导却说：'你既然参加了革命，你的所有时间，就都是属于革命的！’后来，一个领导指着一台国民党留下的破钢琴让我弹，我说我弹什么，领导给我一本儿'谱子’：'就弹这个吧！’我一看，竟然是小孩儿刚学钢琴时用的最初级的练习曲'拜厄’，真让我哭笑不得！“
谈到如何走上指挥道路，怹说：“不过，参加'中原大学文工团’的那段儿经历，确实让我一辈子受用。是'文工团’保送我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没想到那个时候就轮到了我，后来又跟苏联专家学，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合唱女指挥。上世纪60年代，我又去原苏联学习交响乐和歌剧指挥，就更专业了。“
怹觉得：“我一辈子走了那么多地方，最惦念的还是'文工团’的老朋友们！那时是那么年轻单纯，那种战友儿的友谊至今难忘！回想当年，在武汉江岸我们还一起睡过大通铺呢！
从'文工团’我学到了'为人民服务’。'文革’后'西洋歌剧’恢复演出，很多人对这个高雅艺术不了解，我就在剧场的休息厅提前20分钟搞'音乐普及讲座’！没钱登广告，就写了个'告示’贴在售票处窗口，甚至自己去剧场门口儿吆喝：'今天，休息厅有20分钟的音乐讲座；有兴趣的跟我来！’一大群人就跟着我走。有个同志说：'你每次一讲完，就冲上指挥台去，太累了！我替你招呼观众吧！’结果，那天我在休息厅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原来是那位男同志就是怎么也张不开口吆喝。我说：'你没经过“文工团”的训练，不知道怎么跟群众交流！’其实，音乐就是人民的生活，不是达官贵人的专利，它是用来沟通感情的。我记得我们'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江西那次，有个妹子一直跟我的翻译'对歌儿’对了一路。“
本报记者曾亲眼见到，即使是在面向学生的“免费音乐会“上，年近九旬的郑小瑛除了要干指挥这个“体力活儿”之外，还要“动嘴皮子”——在每首曲目演奏前详细耐心地进行讲解。记者还发现，有个七岁的小姑娘，已经很多次来听郑小瑛的“音乐会“了，每次都是搬个小凳子坐到第一排聚精会神地听怹的讲解。
所以，郑小瑛认为：“我的'交响乐普及’工作也遭遇过风言风语，说我'喜欢出风头儿’等，但我认定只要是正确的，就要坚持；不管别人怎么说！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受欢迎的！“
而且，怹还用几个生动的事例，对中外“女指挥”的命运进行了一番比较：“芬兰歌剧院请我去了两次，他们那儿只有一个常设院长，演出时是市里的乐队来伴奏，在全国选年轻有为但还不出名的演员，用业余合唱团等等，非常省钱。
“他们请我是因为我在中央歌剧舞剧院时去芬兰演出，被他们歌剧院的院长看中了，我到芬兰后，他们跟院长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棒的指挥，还是个中国人，还是个女的！’院长只好回答：'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意外的礼物！’这院长原来是女高音歌唱家，唱过100多场《卡门》；她是混进我们的排练场发现我的，她对我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我想要的指挥！’
过元旦时，他们的乐队还送了我很多礼物，院长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的乐队一直是很骄傲的；从来不会对指挥这么好！我知道你很棒；但没想到你这么棒！’我也才知道——'我有这么棒！’
“我去美国'哈佛’讲学时，上课，甚至吃饭时都要回答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有个问题是：'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说：'我的奋斗！就是我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在美国我还见到一个老太太女指挥，当时都不能站起来迎接我，她问我：'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我说：'没有！’她说：'你很幸运！’后来她死了，报纸评价她：'如果她不是一个女性，她应该算是一个一流的指挥！’所以，我才理解了——为什么'我很幸运！’”
因殷承宗感叹奏不成《黄河》
68岁创立“厦门爱乐乐团”
郑小瑛在指挥乐曲
郑小瑛对本报记者说：“厦门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会后来跑到厦门来呢？我1991年从中央歌剧舞剧院离休后，非常痛恨国营体制下演出团体无所作为的现状。但是，'改革开放’后，流行歌曲攻入内陆，交响乐敌不过流行音乐的演出，所以，演出团体里，个人都跑出去赚钱了，我想我也活不了几年了，不能在国营体制下窝死。那时，出国演出接到邀请也不批准，想想不能耗在那儿；就离休有机会出去，搞了个志愿者性质的'爱乐女’乐团，到中学、大学去演出，普及交响乐知识。就是要证明：搞文艺的不都是整天只想着挣钱的！'爱乐女’我是指挥，还有著名女大提琴家司徒志文、著名女钢琴家周广仁、著名女中音歌唱家杨光、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等。大家都是不计报酬的，就是想让同学们认识到音乐还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形式。校长们也都说，让你们来演出一次，比多少堂德育课都管用！
“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没有人保护志愿者团体，让我们挂在'国家交响乐团’。结果'国交’一改革，人家企业捐给我们的钱可我们没有账号，而通过'国交’则要收很高的管理费。当时文化部也只关心国营团体；我们干得好，就把他们给比得更显着不好了，反而攻击我们“非法”，让我们很不开心，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我们只好宣布解散时，很多媒体都呼吁'“爱乐女”不要走'，观众也很动感情地挽留。有个热心观众在来信中甚至动情地说：'我的人生是受你们的影响，你们解散了我可怎么办？’有位'航天部’的老同志则来信表达心意：'听到这个消息，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填一首“卜算子”……”
而谈起到厦门的真正缘起，郑小瑛对本报记者透露说：“那是1997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厦门市政协主席打来的；他对我说：殷承宗说，我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在世界各地演奏了300多场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厦门却从来没有演奏过，因为厦门没有一个像样的交响乐团——这话对我们厦门市领导有点刺激。殷承宗还推荐说：你们厦门要搞乐团，一定要去请郑小瑛。后来殷承宗在CCTV《艺术人生》节目中还表示过：'我选定了郑小瑛，我很自豪！’
“但是，当时，我却很犹豫，一是对旧的文艺体制没有信心；二是对厦门一点儿都不熟悉，因为我认为交响乐一定要在文化气氛浓厚的地方才能发展。那年，我到厦门时，来迎接我的人各种各样，有私企老板，也有工商局长。那个私企老板用'宝马’车接我，但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宝马’是什么好车！
“我先到了鼓浪屿，在幽静的小巷里经常会飘出一阵琴声，让人觉得是个好地方。但是文化气氛如何呢？后来又去了集美，看了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墓园——'鳌园’，很受震动！那些砖雕，被称为是'百科全书’。陈嘉庚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业经历告诉后人，要有作为，一定要受教育！他不是一个学者，都能这样重视教育，先倾囊，后募捐办起了规模很大的'集美学村’。是他那种爱国爱乡的精神让我感动，也让我认识到厦门是个有文化的地方，可以播下交响乐这颗种子！
“在鼓浪屿有很多名人和郑成功的遗迹，当我看到了荷兰人的'投降书’时，使我非常地自豪！因为，到处都看到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当地人对我也很热情，住进下榻的五星级宾馆，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大花篮，缎带上写着'欢迎郑小瑛’，是市长送的。我说我没当过官儿，向市长要个团长。市长却说，'我们没搞过交响乐，这个团你就放手干吧！’我因此吃了一颗定心丸儿。以前的体制，艺术生命都在那里消耗。”
郑小瑛还对记者介绍说：“厦门有些媒体也问我：'你在北京那么火，为什么到厦门这么个小地方来？’我说：'北京交响乐严重开工不足，我想做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厦门难道不是中国的地方儿？’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交响乐？因为厦门本地没有搞过交响乐，而且交响乐人才昂贵、乐器昂贵！我们从除了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各地招来了优秀的乐手，不能让他们还没有卖白菜的挣得多；当时我们的报酬已经赶上'国交’了。但是北京竞争越来越激烈，尽管我们现在赶不上它们了，可是大家已经逐渐开始爱上这个'乐团’了。我经常打车，司机对我说：'你为厦门作了这么大的贡献，能拉到你是我的荣幸’，就是不肯要钱。我说：不行，你们就是靠这个谋生的！
“在别的地方体会不到市民对'乐团’的关心和认可。可在我们租房时，一说是'爱乐’的，人家就很热情。是我们的成绩和诚意感动了社会，也让市里领导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现在没有哪个乐团坚持每天五个小时排练，每周推出一台新节目的。是我们的努力和辛勤耕耘，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换来了社会的承认。刚开始有人认为，厦门是个'钢琴之岛’，为什么还要搞交响乐，不是很热情。但是，现在大家都说：'厦门不能没有“爱乐”了！’出去买东西，一说是’爱乐’的，人家都给我们打折。”
记者曾听过郑小瑛指挥“厦门爱乐乐团“现场演奏的《土楼回响》，并且当场买了一张原装儿CD。怹介绍说：“我父亲是闽西客家人。我去寻根时，发现当地的'土楼儿’都是按照'八卦’建的；还有那些'楹联儿’、'族训’等，这一切都充满了文化气息，我就想，应该有一部交响乐来表现它。有朋友就帮我找钱，请作曲家写了《土楼回响》。
“我们去日本演出，日本人听了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交响乐比日本落后！没想到厦门还有这么好的乐队，还带来了自己的作品！’演出时，都是日本人合唱队用'客家话’唱'合唱’；在美国演出时，就是美国人教授和学生用'客家话’唱。外国人很明白，一个城市有一个好的乐团，说明你的经济很发达。否则，不可能拿出那么多的钱来支付昂贵的维持费用。还有就是可以体现出你的文明程度。
“党的'十六大’召开时，'中国文联’从地方上抽一个团体到北京为'十六大’演出，就是我们。此后我们在厦门的地位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老伴儿反而成了她的“贤内助”
她对生活上要求不高
记者在郑小瑛“音乐会“的演出现场，曾多次发现，郑小瑛的老伴儿总是一直在跑前跑后地默默地在拍照。如果没有人介绍，谁也不会知道这个非常低调的老人就是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的老伴儿，而且怹从来不愿意抛头露面。
郑小瑛的老伴儿刘恩禹是个造纸工程师。怹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曾在上海华丽铜版纸厂搞纸张加工，1988年到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图’任开发部主任。问起怹俩认识的经过，刘工告诉本报记者：“我在'华南工学院’的一个女同学是郑小瑛'留苏预备班’时的同学，她的哥哥是我在开封初级中学时的老同学，现在是陕西'美协’副主席。他们兄妹知道我的情况和郑小瑛的情况，就为我们俩牵线，1998年我们认识，一年后就结了婚。”
对于人家称怹是“贤内助”（这个称谓通常都是称呼女人的），怹不仅毫不在乎，反而还很坦然地说“内就内，内外都无所谓”！怹认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既然这样执著于事业的中国人太少，我就尊重她的选择。我觉得她开朗，认准的事情就做到底！她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一点多，但是她坚持的事情，我决不干涉！她在医院检查出癌症后，丝毫没有害怕，把事情都安排好就去住院了。结果，在病床上还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普及交响乐’！”
“厦门爱乐乐团”办公室主任朱志凌也告诉本报记者：“郑小瑛对生活没有什么苛求，是个典型的'拼命三郎’。有一段时间，因为付不起租金，'鼓浪屿音乐厅’不让'乐团’排练，我们只好搬到'荷花歌舞厅’。那里离郑小瑛住的地方很远，她中午回不了家，只能和大家一起吃盒饭。时间一长，我就发现，她每次吃饭都要带一把剪刀。我就问她'为什么’？原来是因为现在很多菜都时兴整根炒，她说：'我嚼不动，只好用剪子剪碎了再吃！’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说’？她说：'这点儿小事情，怎么好麻烦你们！’我就说：'你吃不好，怎么工作呢？’她从来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儿，因为她不可能把时间花在做饭吃上，她有的吃就吃，没有就凑合。但却全身心扑在事业上，经常教育我们，'不要计较，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
“有好几次'乐团’发不出工资，她就带头不领工资。她也不计较；她是把'乐团’当成一个大家庭。所以，为了给她做饭，我也费了很多劲。一开始'音乐厅’请了个女孩帮她做饭，后来又找了我的朋友的姐姐，但是都没干长；为此我还跟我的朋友翻了脸。那时我们没有办公的地方，就在她住的地方凑合办公、开会；资料也都放在她住的地方，饭也在她那儿吃。实在没办法我就去帮她做饭，后来才找到了小黄。”
郑小瑛的生活助理黄秀华则对本报记者介绍说：“一开始有个私企老板支持她，但是'交响乐团’像乐器啦等等都很贵，资金需要量大。后来那家企业倒闭了，'乐团’就陷入了困境。郑小瑛就坐在电话机旁向市政府要钱。大家劝她不要办'乐团’了，她却说：'我要对这些团员们负责，不能一走了之！’后来市政府要'电力公司’支持'足球队’，他们却说'支持足球队，还不如支持交响乐’，赞助了一座“爱乐岛音乐厅”。汤沐海是她的学生，现在收入都比她多，一场50万元。“
她还向记者透露说：“1997年她被确诊为癌症后，却很豁达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回来就跟老伴说了这件事，还像没出什么事儿似的说：'我下午到”清华“，还有课！’结果，她做完'音乐讲座’回来后发现老伴被吓病了！郑小瑛非常感激老伴对她事业上的支持，很内疚地说：'中国传统是女人照顾男人，结果我们家反过来了；我不能像贤妻良母那样呆在家里。所以，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郑小瑛在厦门“鼓浪屿”海边儿指挥战友儿们唱歌
“中原大学”招生布告（1948.7，陈毅等署名）
采访手记：
1948年6月24日，一所“抗大”式的大学——“中原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及“广州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的前身），由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办，在“中原解放区”的“宝丰”成立，老妈王琴等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其中；后来，于同年11月搬到开封，郑小瑛阿姨等又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再后来，因曾任国家主席，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李先念向中央请求，该校于1949年5月搬到“武汉”！由于这一批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成为了这所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从此，他们之间的情谊，就成了几十年不变的“战友儿+同学”的亲切关系!
我妈王琴和郑小瑛阿姨，就是这种“战友儿+同学”的亲切关系!因此，作为记者，我才得以因陪老妈赴厦门参加“战友儿+同学”聚会，与郑小瑛阿姨有了连续好几天的近距离接触。
那次“聚会”，郑小瑛阿姨作为厦门市长亲自请来的“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尽了“地主”之谊！而我与郑小瑛阿姨的关系，又不像以往采访时的那种记者和被采访的长辈名人之间的那种疏离，而是老妈的“战友儿+同学”的一位爽朗热情的阿姨与我这个作为后辈子侄的记者之间的那种亲热！
因此，最近，我也跟郑小瑛阿姨在“微信”中谈起了那次近距离接触的感受：“上次陪我妈去厦门参加您主办的那次“战友儿+同学聚会”，亲眼目睹了您在'鼓浪屿’海边儿充满激情地指挥老战友儿们唱起当年熟悉的那些歌儿；和多次跟我妈一块儿去听您指挥的'厦门爱乐乐团’的'交响音乐会’！印象非常深刻，以致至今难忘！
“后来，在'解放军交响乐团’成立时的'记者座谈会’上，我还极力建议他们学习您每次在'音乐会’开始之前，简单介绍即将要演奏的曲目的'作曲家’和'乐曲背景’的'普及交响乐文化’的做法，引起了他们领导的极大兴趣和重视！
“2016年，我去'国家大剧院’听了您指挥'沈阳交响乐团’的'《北国之声》音乐会’，非常兴奋！但因为怕打搅您，没敢去'后台’看您！”
郑小瑛阿姨的回答依旧爽朗：“哦，你在关心我，好啊！”
以我几十年的采访经验：采访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不同，采访时的“感觉”就会不同！而文章写出来的“感觉”，当然也就会不一样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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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大誌，原名儿郭智，本姓杜，为唐代大诗人杜甫第47代后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央视专家审片组成员，资深媒体人，国家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政府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优秀稿件一等奖”、“北京新闻奖一等奖”、“北京广播电视奖一等奖”等众多奖项获得者，央视《星光大道》资深评委，原“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网站总编辑，从小儿就生长在北京，喜爱钻研北京历史与民俗、北京方言文化等。
2020年3月16日下午改定于京城书斋“小小采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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