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独家专访
从西北“放牛娃”到走上世界音乐殿堂的歌唱家
王宏伟讲述
“建设兵团”农工的儿子登上“金色大厅”舞台的道路
文/ 图 本刊记者 郭大誌
欣逢“建党百年”，我们“侨星合唱团”正在排练的“参赛曲目”《把一切献给党》，就是我曾去他们家独家专访过的王宏伟“首唱”的！
郭大誌在王宏伟家独家采访时与他合影
王宏伟签名儿赠送给郭大誌的“个人专辑”CD唱片
此次“排练”使用的《把一切献给党》歌篇儿
由于我采访撰写的文章客观、真实又生动、生活，被各种文艺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文艺明星以及他们的经纪人普遍看好，因而使得我当年任职的《北京电视周刊》杂志，被他们列为“杂志类首选”——
作为第一位杀上世界最高音乐殿堂——“金色大厅”的中国男歌唱家，王宏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演出当天，不仅被热烈的掌声造成了多达三次的“返场”演唱；而且，在观众中占一半儿的奥地利当地和欧洲的“老外”观众也反响强烈，尤其是奥地利人引以为骄傲的“茜茜公主”的后人对王宏伟的演唱也评价颇高。日前，本刊记者在完成了几个其他采访后，晚上驱车赶到王宏伟家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爷爷奶奶为怕我们偷吃白面馒头
每次都用一个篮子把馒头挂到屋顶的房梁上边去
作为一个““农工的儿子，王宏伟小时候基本上就像个西北的“放牛娃”。说起小时候的往事，王宏伟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我生在新疆最西北的角儿上，一个在地图上可能都找不到的小县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我的家是在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的88团6连。我父亲是河南人，从部队转业，1964年到的，在连队当会计，还兼着我们子弟小学的校长。我1968年出生，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建设兵团’里派性斗争非常激烈，我妈生我那天，我爸因为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我们88团虽然是一个县级编制，但是地处偏远地区，离新疆的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有600多公里远。当地紧靠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界，与哈国仅隔着一座山，也就十几公里远。”
对童年的生活，王宏伟透露：“我三岁的时候，刚刚记事儿，我爸就因为被关起来打成脑震荡而去世了。我弟弟生下来之后，我就被送到河南老家爷爷奶奶家了，从4岁一直到9岁，我的童年时期都是在河南焦作市温县的农村度过的。那时候，能吃上一口白面馒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我爷爷奶奶每个月蒸一次白面馒头，因为我们小、吃得多，但又不是劳动力，他们就用个篮子把馒头挂到房梁上，怕我们偷吃。我就经常趁我爷爷奶奶不在的时候，搬个凳子放到八仙桌上，上边再放个小凳儿，爬上去拿馒头吃。有一次，我奶奶去我二叔家走亲戚，很晚还没有回来，我就去二叔家找她。到了二叔家，说我奶奶已经走了；我二婶儿就给了我两个白面馒头，我吃了一个之后，另一个就一直不舍得吃了，最后还是带回来了！”
放了学就去扒人家挖剩的土豆、捡豌豆
上学时除了学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喂饱肚子
说起当年的艰苦生活，王宏伟似乎平淡的语调中隐藏着辛酸：“因为我们温泉县那儿属于高原地区，很多平原的作物到我们那儿都不长，比如玉米什么的。我们那儿的气候条件也很恶劣，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都到四五月份了，在北京都春暖花开了，我们那儿都还都是冰天雪地呢！当我9岁从河南回到新疆的时候，上边有1965年出生的大姐、1967年出生的二姐，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一家6口全靠在'建设兵团’当农工的母亲一个人养活。而且，那时候，全家每个人只有20斤白面的定量，我们又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粮食根本不够吃。我那时为了能填饱肚子，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家刨过的土豆地里，去翻找被人家刨剩下遗漏的土豆；或者就是到豌豆地里捡人家收豌豆时落下的豌豆！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除了上学，我忙得几乎都是首先把自己的肚子喂饱！我们家人口多，但是又不像人家家里有劳动力，所以，直到我参军之前，几乎就没穿过什么新衣服。一般都是我爸留下的那些旧衣服，我妈给我改改穿的！”
参军时发了羊皮大衣、皮帽子、秋衣秋裤、大头鞋
我却舍不得脱下那双四块钱买的“白回力”
小时候生活虽然艰苦，但最后还是当上了“文艺兵”，能实现自己从小儿的“唱歌梦”，当然很高兴，但这段过程也颇多曲折。王宏伟告诉本刊记者：“虽说生活艰苦吧，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从河南回来，又学会了唱豫剧，老师就经常叫我当众表演：来给大家唱一个！几乎每次都会赢得满堂彩！我初二那年，有一次去师里排练，师里有个音乐老师会拉手风琴，还会弹风琴，也知道怎么启蒙，我们每天除了练声，还要练功，下腰、踢腿的。回到学校之后，就是一门儿心思地想去唱歌。从此，全团以至全师，一有演出都会找我去。到了我高二那年，博尔塔拉军分区来我们那儿招'文艺兵’，看上我啦。让我当演员？我当时特兴奋，我上学的县城儿离我们家十几里地，中午一放学，骑着自行车就往家里赶。到家就问我妈：要招我去当'文艺兵’，知道了吗？我妈说：我早知道了！军分区一个坐小车儿的，已经来过咱们家了！我问我妈是怎么跟人家说的？我妈说跟人家说我们家孩子还太小！我说怎么这样跟人家说呀？我妈说人家说了：让你们家孩子去吧！不会让他受苦的！因为人家早到师里了解了，问有没有文艺骨干、苗子，就知道我会唱歌、嗓子也很好！他们就拿着一张我参加师里演出的合影找到我们家来的。”
参军那天的情景，王宏伟至今记忆犹新：“1984年10月，我终于当上了兵，带着一个特别想当演员的梦，被集中到教导队。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一个仓库，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子、大头儿鞋、秋衣、秋裤领了一大堆。部队的人说：把你们身上那身儿都让家里人带回去吧！当时我脚上还穿着我叔叔给我买的一双'白回力’球鞋，还舍不得脱下来，虽然只花了4块钱买的，但也是我最好的鞋了！我高一合影里穿的那件蓝条儿绒棉袄，还是我爸留下的呢！”
为学唱歌圆从小儿开始的歌唱梦
不惜花三个多月的津贴费去听上海来的老师讲课
没想到，参军之后的事儿，竟完全出乎王宏伟一开始的预料：“没想到，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干的工作跟当演员完全不沾边儿！因为当时小平同志搞'大裁军’，军分区的小演出队被裁掉了。我只得去当了3年的电影放映员。只是经常自己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礼堂的舞台上唱歌，感受那种演唱的乐趣!”
终于，一位从上海来他们那儿讲课的老师的到来，让他离自己的“唱歌梦”更近了一步：“后来，有一个上海歌剧院的老师来我们那儿讲课，因为我们那儿很偏僻，能有一个上海来的老师讲课就很轰动了。当时上大课每个人就要交30元的学费，这对于我每个月8.5元的津贴来讲，要三个月什么都不买才能攒出来。当时虽然觉得很贵，但狠狠心就去了，因为当时连当地的所有音乐老师都蜂拥来听课了。而且，由于我认识的一个州里'歌舞团’的拉小提琴的人是请这位老师来讲课的，我就让他帮我要求上小课，虽然还要另外交钱，但为了学本事，觉得机会难得，也豁出去了！就陆陆续续地大课、小课都上，那个老师说我的气偏高，我说那怎么办？她就叫我学狗喘气，我就一有工夫儿就躺在凳子上哈哈地练。”
在各级比赛中一路参赛又上了“军艺”
央视“青歌大赛”上拔头筹才进了北京
王宏伟一路走来，是通过层层参赛、过关斩将才取得成功的，他对本刊记者透露：“1987年，我考上'军校’，到了乌鲁木齐，毕竟是新疆最大的城市了，机会也比以前多多了。这里头还有个小故事：在'军校’我学的是维语翻译，我考这个专业需要面试，但面试的时候，两个考官嘀里嘟噜说了一通维语，我一句也听不懂。考官就问我，为什么报考这个专业？我非常实诚地说：我们的干事告诉我这个专业转业以后好找工作；而且这个专业报的人少，比较容易录取。他们就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会唱歌。他们就说：那你唱一个吧！我就唱了一个，他们说：很好，关上门，你再唱一个！就这么就录取了。我刚上'军校’，9月底乌鲁木齐就举办了'歌手大赛’，我们学校很支持我，我就去参赛。经过自治区、新疆军区、乌鲁木齐市轮番选拔，最后我作为军区选送的选手，参加了新疆电视台首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夺得了业余组三等奖。从那儿开始就一发不可收，基本上无论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更上一层的兰州军区、西北五省的所有比赛，我都会去报名参加。由于学校很支持，我接连拿了'兰州军区歌手大赛’的三等奖、'西北五省歌手大赛’的二等奖、'新疆电视台歌手大赛’的一等奖，不仅给学校争了光，在乌鲁木齐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所以，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人留在了乌鲁木齐，就有我。其他两个留校当了老师，我则被分配到兰州军区后勤30分部，他们那儿因为有钱，不仅拥有一支篮球队，还拥有一个小演出队，当时'裁军’把新疆军区话剧团、军乐团都裁了，只剩下一个歌舞团叫'文工团’，裁下来的人都被30分部的小演出队给'收编’了。我当时不知道，还一门儿心思要去文工团，后来人家说你能留在乌鲁木齐就很不错了！”
王宏伟还透露：“那年，搞了个'全军业余文艺汇演’，我代表兰州军区到北京参赛，拿了个二等奖。当时特别想到北京当演员，就偷偷去考了'总政歌舞团’、'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和'海政歌舞团’，但是没敢告诉我们部队。考的时候，人家要钢琴伴奏，还要谱子，那时候都不懂，临时找了个钢琴伴奏就仓促上阵，当然考不上了。那时候就是想到北京，想唱歌！1991年，'军艺’面向基层招生，我就上了'军艺’，在'军艺’那两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时，我们班业余的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像戴玉强、洪剑涛他们原来都是专业出身。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但那两年对我特关键，为了多看演出，经常是从'音乐厅’走回'军艺’；去中央音乐学院听讲座，也经常是骑自行车来回赶。那时候也是特想留北京，但是当时毕业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只得回仓库当我的干事去了。又干了四年，新疆军区要我去'文工团’，但我一门心思想到北京，就没去。最后无奈才去了'军区文工团’。后来，在央视'青歌大赛’上我得了金奖之后，'总政歌舞团’终于把我调到了北京。”
第一次出国演出时
办手续费了老劲，什么也不懂
王宏伟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第一次出国演出，那是去参加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在国外举办的音乐会。而赵季平曾因给著名国际级导演张艺谋的一系列经典电影作品创作过音乐和插曲而闻名，连此次著名导演冯小刚票房已过亿的最新“贺岁片”《非诚勿扰》的音乐都是他携爱子共同挥洒出来的。在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时，王宏伟对本刊记者回忆起了这次难忘的经历：“我第一次出国，是去日本东京参加赵季平老师的音乐会，那次可费了老劲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只有我们新疆军区或者更高一级的兰州军区的司令才出过国，其他人根本都不知道出国是怎么一回事儿；更何况，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副连级干部了。那三个月里，我就每天都是骑着个自行车在乌鲁木齐从军区到后勤我所在的那个仓库来回地跑，才办下来了办那个护照所需要的所有手续。没想到，到了北京，因为没有文化部的批文，无法签证，差点儿就去不成了。我从新疆到北京一下飞机，就从机场打了个'面的’到了赵季平老师那儿，结果他们以为我去不成了。其实，后来知道，就是要到新疆自治区文化厅拿一个批文，到文化部找'外联局’，再让主管副部长批一下就成了。当时怕我万一走不了，他们把定好的机票都给退了。后来，我当时的女朋友在新疆帮我拿到了自治区文化厅的批文，又把那个批文传到北京后，赵季平老师就找了个人带我到文化部找到主管副部长刘德有。那天也是特顺，我觉得可能也是老天帮我。当时刘部长看到我穿了一件老羊皮军大衣，就问我从哪儿来的？他们介绍说是从新疆来的，部队的，刘部长觉得很不容易，就专门指派了一个人盯着，当天就把所有手续都办完了。日本大使馆那儿我们也有个人专门等着，批件一到赶紧递进去，因为有日本方面的反签，所以签证很快就办好了，第二天就要上飞机了，这时候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与国外唱片公司合作
都是偷偷跑出来录的音
说起第一次与国外唱片公司合作，王宏伟还对本刊记者回忆了一件往事：“我觉得，从1993年到1997年，我的坎坷特别多。那时候，JVC公司要帮我录唱片，但是，我当时不敢告诉我所在的仓库，就自己偷偷跑到北京，进录音棚录了三天。然后，就跟他们说：我要回去一天，因为有一个演出。我想，演完第二天就能赶回来接着录。没想到，演出完了就通知说：明后天要去张掖，有一个兰州军区的演出。我一想，这下儿完了，这跟日本人也说不清楚呀！就瞒着仓库又偷偷跑回北京，录完了音还拍了两天封面。把日本人送走之后，我就赶紧坐飞机到兰州，又坐汽车、又坐毛驴车赶到张掖，一点儿都没耽误演出，搞得他们都特惊讶：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第一次在“金色大厅”演出
动不动就是要收钱
说起这次“第一次去'金色大厅’演出”，王宏伟不禁感叹：“也是特难，一开始资金不到位，特着急！到了'金色大厅’，相机一举，他们说你这是专业相机，要收费，每台4000欧元，我们有5台相机，就是20000欧元；后来，还是中国大使馆给协调的，给免了一半儿的钱。到了13日演出那天，下午走台，结果乐队不来，可这边儿央视的摄像机都支好了，没办法，只好又给了乐队8000欧元。”
王宏伟还介绍说：“这次去'金色大厅’，他们奥地利军方对这次演出也很重视，出动了上将、中将、少将各一名，最高的是该国国防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咱们的大使感慨地说：这个小伙子很不错！是你们军队的骄傲！我觉得'金色大厅’的条件确实比咱们的音乐厅好多了，音色特别干净。而且他们特专业，一切站在艺术效果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从演唱上，我们不能跟欧洲人比，我们是小嗓子，拼洪亮绝对拼不过他们，但是音响设置也是恰到好处，多一点儿他们也不会给你加，因为他们的音响师也特别有经验。”
（此文儿发表在《北京电视周刊》杂志2009年第一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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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大誌，原名儿郭智，本姓杜，为唐代大诗人杜甫第47代后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央视专家审片组成员，资深媒体人，国家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政府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优秀稿件一等奖”、“北京新闻奖一等奖”、“北京广播电视奖一等奖”等众多奖项及“新闻工作30年”荣誉证章获得者，央视《星光大道》资深评委，原“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网站传播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从小儿就生长在北京，喜爱钻研北京历史与民俗、北京方言文化等。
2021年4月20日“谷雨”日下午改定于京城书斋“小小采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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