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所创北京的坛庙格局维持了百余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朱厚熜执政后，北京的坛庙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子监街 刘海摄影
据史书记载，朱厚熜登极伊始，即诏修天地坛、山川坛，以后更以“制礼做乐自任，益覃思制做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嘉靖四年(1525年)，朱厚熜尊其亲生父亲朱祐杬为献皇帝，并诏命建献皇帝庙，廷臣张璁度其庙址于太庙东垣外。为修献皇帝庙，原太庙街树被砍，神宫监也遭撤，从而使明太庙之外又有“小太庙”的存在。
献皇帝庙的由来是明史上的一大事件。原来，嘉靖是继武宗朱厚照而御极登位的。按照辅臣的安排，朱厚熜继位的名义是作为朱厚照的堂弟即明孝宗的从子。然而朱厚熜自幼即师从父亲，学习诗赋礼乐并颇有成就，且性情乖戾，刚愎自用，因而御朝以后，即提出了为其生父兴献王尊谥的问题。这就是明史上的“礼仪之争”事件。“礼仪之争”持续了十几年，最后以廷臣失败、嘉靖皇帝得胜为结局，从而导致了嘉靖皇帝在朱氏太庙之侧再建“小太庙”专奉其父的情景。
嘉靖既力排众议建成了世庙，遂又对先前明代的郊祀制度提出异议，认为天地合祀不妥，郊祀宜循古制。关于郊祀制度同样在嘉靖和群臣之间引起争议，虽然绝大多数廷臣主张尊重成法，坚持合祀，但朱厚熜仍然我行我素，选择个别朝臣所提出的四郊分祀之议。
嘉靖九年(1530年)，朱厚熜下诏书：“以南郊祀天，北郊祀地。朝日、夕月俱从春秋仲月行祀，以正月之祀为祈谷，以十一月之祀为报本。建圜丘、方泽于南北二郊，朝日、夕月于朝阳、阜成门外。”
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到次年五月，圜丘坛、方丘坛、朝日坛、夕月坛等次第建成。三年后朱厚熜又为四坛钦定名：南郊之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西郊之坛名夕月。
日坛具服殿 安琪摄影
朱厚熜实行四郊分祀制度的改革心愿已遂，但他并未就此为止，而是继续对永乐间所创建的北京坛庙进行彻底改造和重构。
嘉靖九年(1530年)，朱厚熜接受夏言的建议，谕令礼部议建先蚕坛。元代曾建有先蚕坛，但明早期未列亲蚕祀典。朱厚熜认为“古者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以劝天下”，因而自己也应效仿，并决定“自今岁始朕亲祀先农，皇后亲蚕”，要礼部“考其古制，具仪以闻”。
当时大学士张璁等奏请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詹事霍韬以道远不便而加以否定。礼部也认为“安定门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无浴蚕所；而皇城内西苑中有太液、琼岛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宫中，宜仿行之”。但朱厚熜认为“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仍决定于安定门外建坛，并采纳礼部尚书李时等的建议，皇后亲蚕不走大明门，而是凤辇出东华、玄武二门，这样可以缩短距离。
安定门外先蚕坛于是年四月基本建成。坛呈方形，二级，四出陛。东西北植桑拓，内设蚕宫令署，另有采桑台、鸾架库和织堂等建筑。坛成后，朱厚熜使皇后行亲蚕礼。但由于皇后亲蚕人众过多，出入不便，且安定门外又缺少水源，据礼部官员奏称无法举行浴蚕礼。这样，朱厚熜不得不仍按唐宋旧制，在西苑内重建先蚕坛。
西苑先蚕坛建成于嘉靖十年(1531年)，坛以石包砖砌的形式，方广二丈六尺，高二尺四寸，四出陛。坛东为采桑台，台东为具服殿，北为蚕室，左右为厢房，后为从室，专供蚕妇居住。
西苑先蚕坛建成后，安定门外所建之坛废弃，以后的亲蚕礼便于是处举行。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朱厚熜下令停止举行亲蚕礼；又到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诏撤先蚕坛，西苑先蚕坛遂废。今北海公园之东北角，即北海幼儿园所在之地，就是这个先蚕坛，现在坛南门已修整。
嘉靖十一年(1532年)，朱厚熜改正阳门南之右原山川坛为天地神祇坛。其中，天神坛在左，祀云师、雨师、风伯、雷师，南向；地祇坛在右，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天寿山，北向。除以上两主坛，尚有两从坛，即京畿山川坛，西向，和天下山川坛，南向。天地神祇坛俱建有石龛，天神坛丙位设有燎炉，砖座，上覆以琉璃；地祇坛北有瘗位。两坛外环以长垣，南北各有神门，南门上镌“神祇坛”，北门上镌“雩坛”。
嘉靖九年（1530年），青州儒生李时飏奏请祠高禖，以祈圣嗣。礼官据以上奏。朱厚熜先因“高禖虽古礼，今实难行”而寝其议，但不久又确定祀高禖礼，并筑高禖坛。高禖坛实为一木台，位于皇城东，台上祀皇天上帝，以献皇帝配……高禖在坛下。届时皇帝位坛下北向，后妃位南数十丈外，北向。坛下按妃殡之数陈设弓矢和弓韣，祭祀礼毕由女官导引妃殡到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缤，后妃殡受之并纳入弓韣。
永乐迁都北京诸祀毕举，而惟帝王无庙。嘉靖十年（1531年），中允廖道南请改大慈恩寺兴辟雍以行养老之礼，撤灵济宫徐知证、知谔二神，改设历代帝王庙。礼部认为此议可采纳，但此处狭隘，不足改设帝王寝庙，宜择地别建。朱厚熜旨允礼部奏疏，命工部相地卜日兴工。工部选中阜成门内保安寺故址为历代帝王庙所。诏可，并遣工部侍郎钱如京提督工程，是年建成。
廖道南所议既被采纳，遂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再上疏请改太庙庙制。前文已述，朱厚熜曾于嘉靖四年（1525年）为乃父建兴献王庙于明太庙之东，每岁享祀，礼如太庙。但虽礼如太庙终归不在太庙内，朱厚熜为此耿耿于怀，大为遗憾，值此廖道南疏奏改九庙一堂制为各设专庙制，朱厚熜大为高兴，遂决定拆掉朱棣创建的太庙而重建，使先帝能各有其庙，当然也将其父顺理成章地入祔太庙。
新太庙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成。太祖庙居中，其后祧庙祀成祖，仁宗以下按昭穆制设庙于太祖左右。朱厚熜的父亲则被尊为睿宗，改兴献王庙为睿庙，入于昭穆序列之中。然而新庙建成不久，即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遭雷击焚毁。引人关注的是新太庙几乎悉数被烈焰吞没，却独睿庙未受殃及，这使朱厚熜大为惊骇，以为是上天示警，谴责他违背祖制而改建太庙，遂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诏循旧制重建太庙。
朱厚熜执政四十余年，其中有一半时间孜孜于坛庙制度的改革。经过他的除旧布新，永乐所奠定的北京旧坛庙格局彻底改观，形成了左祖右社，四郊分祀，先农祈谷并举，雩祀与天地神祇之祀并行的新格局。这一格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更加体现出皇都坛庙建筑的内涵和气势。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明代北京皇家坛庙营建及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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