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所创北京的坛庙格局维持了百余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朱厚熜执政后,北京的坛庙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子监街 刘海摄影
据史书记载,朱厚熜登极伊始,即诏修天地坛、山川坛,以后更以“制礼做乐自任,益覃思制做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嘉靖四年(1525年),朱厚熜尊其亲生父亲朱祐杬为献皇帝,并诏命建献皇帝庙,廷臣张璁度其庙址于太庙东垣外。为修献皇帝庙,原太庙街树被砍,神宫监也遭撤,从而使明太庙之外又有“小太庙”的存在。
献皇帝庙的由来是明史上的一大事件。原来,嘉靖是继武宗朱厚照而御极登位的。按照辅臣的安排,朱厚熜继位的名义是作为朱厚照的堂弟即明孝宗的从子。然而朱厚熜自幼即师从父亲,学习诗赋礼乐并颇有成就,且性情乖戾,刚愎自用,因而御朝以后,即提出了为其生父兴献王尊谥的问题。这就是明史上的“礼仪之争”事件。“礼仪之争”持续了十几年,最后以廷臣失败、嘉靖皇帝得胜为结局,从而导致了嘉靖皇帝在朱氏太庙之侧再建“小太庙”专奉其父的情景。
嘉靖既力排众议建成了世庙,遂又对先前明代的郊祀制度提出异议,认为天地合祀不妥,郊祀宜循古制。关于郊祀制度同样在嘉靖和群臣之间引起争议,虽然绝大多数廷臣主张尊重成法,坚持合祀,但朱厚熜仍然我行我素,选择个别朝臣所提出的四郊分祀之议。
嘉靖九年(1530年),朱厚熜下诏书:“以南郊祀天,北郊祀地。朝日、夕月俱从春秋仲月行祀,以正月之祀为祈谷,以十一月之祀为报本。建圜丘、方泽于南北二郊,朝日、夕月于朝阳、阜成门外。”
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到次年五月,圜丘坛、方丘坛、朝日坛、夕月坛等次第建成。三年后朱厚熜又为四坛钦定名:南郊之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西郊之坛名夕月。
日坛具服殿 安琪摄影
朱厚熜实行四郊分祀制度的改革心愿已遂,但他并未就此为止,而是继续对永乐间所创建的北京坛庙进行彻底改造和重构。
嘉靖九年(1530年),朱厚熜接受夏言的建议,谕令礼部议建先蚕坛。元代曾建有先蚕坛,但明早期未列亲蚕祀典。朱厚熜认为“古者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以劝天下”,因而自己也应效仿,并决定“自今岁始朕亲祀先农,皇后亲蚕”,要礼部“考其古制,具仪以闻”。
当时大学士张璁等奏请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詹事霍韬以道远不便而加以否定。礼部也认为“安定门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无浴蚕所;而皇城内西苑中有太液、琼岛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宫中,宜仿行之”。但朱厚熜认为“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仍决定于安定门外建坛,并采纳礼部尚书李时等的建议,皇后亲蚕不走大明门,而是凤辇出东华、玄武二门,这样可以缩短距离。
安定门外先蚕坛于是年四月基本建成。坛呈方形,二级,四出陛。东西北植桑拓,内设蚕宫令署,另有采桑台、鸾架库和织堂等建筑。坛成后,朱厚熜使皇后行亲蚕礼。但由于皇后亲蚕人众过多,出入不便,且安定门外又缺少水源,据礼部官员奏称无法举行浴蚕礼。这样,朱厚熜不得不仍按唐宋旧制,在西苑内重建先蚕坛。
西苑先蚕坛建成于嘉靖十年(1531年),坛以石包砖砌的形式,方广二丈六尺,高二尺四寸,四出陛。坛东为采桑台,台东为具服殿,北为蚕室,左右为厢房,后为从室,专供蚕妇居住。
西苑先蚕坛建成后,安定门外所建之坛废弃,以后的亲蚕礼便于是处举行。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朱厚熜下令停止举行亲蚕礼;又到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诏撤先蚕坛,西苑先蚕坛遂废。今北海公园之东北角,即北海幼儿园所在之地,就是这个先蚕坛,现在坛南门已修整。
嘉靖十一年(1532年),朱厚熜改正阳门南之右原山川坛为天地神祇坛。其中,天神坛在左,祀云师、雨师、风伯、雷师,南向;地祇坛在右,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天寿山,北向。除以上两主坛,尚有两从坛,即京畿山川坛,西向,和天下山川坛,南向。天地神祇坛俱建有石龛,天神坛丙位设有燎炉,砖座,上覆以琉璃;地祇坛北有瘗位。两坛外环以长垣,南北各有神门,南门上镌“神祇坛”,北门上镌“雩坛”。
嘉靖九年(1530年),青州儒生李时飏奏请祠高禖,以祈圣嗣。礼官据以上奏。朱厚熜先因“高禖虽古礼,今实难行”而寝其议,但不久又确定祀高禖礼,并筑高禖坛。高禖坛实为一木台,位于皇城东,台上祀皇天上帝,以献皇帝配……高禖在坛下。届时皇帝位坛下北向,后妃位南数十丈外,北向。坛下按妃殡之数陈设弓矢和弓韣,祭祀礼毕由女官导引妃殡到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缤,后妃殡受之并纳入弓韣。
永乐迁都北京诸祀毕举,而惟帝王无庙。嘉靖十年(1531年),中允廖道南请改大慈恩寺兴辟雍以行养老之礼,撤灵济宫徐知证、知谔二神,改设历代帝王庙。礼部认为此议可采纳,但此处狭隘,不足改设帝王寝庙,宜择地别建。朱厚熜旨允礼部奏疏,命工部相地卜日兴工。工部选中阜成门内保安寺故址为历代帝王庙所。诏可,并遣工部侍郎钱如京提督工程,是年建成。
廖道南所议既被采纳,遂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再上疏请改太庙庙制。前文已述,朱厚熜曾于嘉靖四年(1525年)为乃父建兴献王庙于明太庙之东,每岁享祀,礼如太庙。但虽礼如太庙终归不在太庙内,朱厚熜为此耿耿于怀,大为遗憾,值此廖道南疏奏改九庙一堂制为各设专庙制,朱厚熜大为高兴,遂决定拆掉朱棣创建的太庙而重建,使先帝能各有其庙,当然也将其父顺理成章地入祔太庙。
新太庙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成。太祖庙居中,其后祧庙祀成祖,仁宗以下按昭穆制设庙于太祖左右。朱厚熜的父亲则被尊为睿宗,改兴献王庙为睿庙,入于昭穆序列之中。然而新庙建成不久,即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遭雷击焚毁。引人关注的是新太庙几乎悉数被烈焰吞没,却独睿庙未受殃及,这使朱厚熜大为惊骇,以为是上天示警,谴责他违背祖制而改建太庙,遂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诏循旧制重建太庙。
朱厚熜执政四十余年,其中有一半时间孜孜于坛庙制度的改革。经过他的除旧布新,永乐所奠定的北京旧坛庙格局彻底改观,形成了左祖右社,四郊分祀,先农祈谷并举,雩祀与天地神祇之祀并行的新格局。这一格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更加体现出皇都坛庙建筑的内涵和气势。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明代北京皇家坛庙营建及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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