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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占林副司令:配合苏联红军收复山海关

摘自董占林《军旅春秋》

1945年8月29日,我带着便衣侦察班智取了前所火车站,拔除了日伪在山海关以东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准备在前所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按原计划向绥中县城前进。

傍晚,先行北上和苏联红军联络的第十六军分区罗文副参谋长送来一封急信,说一支苏联红军已到绥中。司令员曾克林见信十分高兴,当即就叫我带他去火车站,给距前所镇一百多华里外的绥中县城打电话,与苏联红军联系。

曾克林将军

在站长室里,我们很快打通电话,找到了苏联红军驻绥中部队的负责同志,并在电话中商定,苏联红军部队明天上午即来前所与我军会师。

“苏联红军来了!”这个喜讯不胫而走,大家奔走相告,连夜杀猪宰羊,高兴地等待与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红军胜利会师。8月30日一大早,我们就在前所村东头路旁排成四路纵队,等待苏联红军部队的到来。

上午9时许,绥中方向尘土飞扬,马达声响,一支全副武装、约七八十人的苏联红军小部队,由一位上校部队长和少校伊万诺夫带领,分乘5辆汽车,携带两门战防炮、一部电台,风尘仆仆而来。顿时,战士们欢呼雀跃,掌声四起,临时从各连抽调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苏军一下车,曾司令员、唐副政委就立即迎上前去,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乌拉一乌拉!”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我们把赶早做好的白米饭和肉菜端到苏军战士面前,请他们吃饭,但有趣的是,这些苏军战士摇头摆手表示不肯吃。我们都有些着急了,一问他们的蒙古人翻译才知道,他们要吃土豆和煮鸡蛋,不爱吃这种炒菜。军分区首长又命令我们很快去买了一大箩筐鸡蛋,让远道而来的苏联红军战士们吃上了称心可口的饭菜。

按原定部署,我十六军分区部队的任务是,打下绥中县城后迅速向锦州、沈阳进发。但为了给后续部队扫除障碍,切断敌人从华北到关东的通路,分区首长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直捣山海关,并派我和分区情报站高指导员给苏联红军的一名中尉副连长、一名翻译和一名战士带路,乘坐苏军的吉普车(车上有一挺重机枪),先行到山海关侦察敌情,相机受降。

曾司令员当面指示我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日本天皇已颁发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你和苏联红军的同志一起去,一定要见机行事,圆满完成任务。”

我说:“这些年出生入死,没有少跟鬼子斗,这次还有苏联红军的老大哥撑腰,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董占林

我们上车后,只听那位苏军副连长向司机嘀咕了一句,汽车就向前开动了。

汽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疾驰,路旁的树木村舍飞驰而过。这是8月的中午,秋高气爽,酷热的暑气已经消散,田野变得湿润、清新,吐红的高粱、扬金的玉米、葱笼的树木、盛开的山花送来馥郁的清香,使我们的心情从未有这样的欢畅。放眼这大好山河,想起我们八年抗战的无数次战斗,想起在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里,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祖国的解放浴血奋战的无数中华儿女,一种为祖国、为人民而战的豪情油然而生……

正在我遐思默想时,突然发现前方有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涌上大道。站在前边的有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有胡子花白的社会名流,还有老大娘和小孩子,黑压压地在公路两旁排起长队。他们手举五颜六色的小旗,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当我们的汽车开近时,人群中有几个为首的跑到我们车前拱手作揖道:“山海关的鬼子准备和你们打仗,城 墙上架着机枪,周围都埋着地雷,你们可不能去呀!”说完“扑通”一声跪在路中间,死乞白赖地不让我们前进。后边的一些老百姓一看为首的人下跪,也一长溜地跪在地上,嘴里都不住地重复同样的话:“你们不能进去呀!”“进去太危险呀!”“一去就要打起来呀!”

这个情况出人意料,就像是事先组织好的一场闹剧。怎么办呢?前边军情紧急,而我们的汽车在人群中却比蜗牛爬行还要艰难。我心急如火,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莫非其中有诈?”这时,那位红军副连长也果断地下命令,要司机开车冲过去。汽车开足马力,连鸣喇叭,以示警告,那几个为首的一看“劝阻”无效,只好闪到路旁,其他人也都一哄而散。

我们的吉普车加速急进,不到一刻钟,就驶进东罗城,来到山海关前。

山海关,是著名的军事重镇,相传系明朝洪武年间的大将军徐达所建,它雄踞于燕山山脉东端,为万里长城之首,北倚角山,南临渤海,联结华北东北地区,可谓“辽蓟咽喉”。加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享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我过去早闻其名,却从未到过山海关,而今站在这雄关前凝目仰望,真是巍巍关城,名不虚传。只见城墙高耸,垛口林立,苍劲有力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与雄伟的城楼浑然天成,气势威严,山海关与东罗城摩肩相倚,最近处只有数十步的距离,形成深幽的巷道。此时,巍峨名城仍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只见一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在城墙上来回走动,给 “万里长城第一关”投下了阴森的影子。

根据我们侦察得到的情报,驻山海关的日军战斗部队有1000余人(包括从小据点龟缩进来的日军),日本文职人员和眷属2000余人,伪军、伪警察、伪宪兵、伪政府人员等约7000人,共一万余人。但城内日伪军士气低落,十分恐慌。据此,上级的意图是:为减少对山海关的破坏,减少我军损失,首先敦促敌人投降,若敌人拒降,再采用武力攻城。

那位苏联红军的副连长让我们留在城下,坐在汽车上等着,他带翻译进城谈判。但是,日本鬼子见我们来了,却不开城门。苏军副连长他们就拣起石头在城门上紧擂,喊叫日军开门。

城墙上巡逻的鬼子兵倒挺乖巧,既不开枪,也不干涉,好像根本没看见一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日军才出来一个大佐,带了一个班的鬼子和苏联红军代表谈判。那位苏军副连长就和日军大佐一起上了离南城门30来公尺远的一座古代小楼(据说那是专供古代两国交战时双方使者谈判的地方),我们坐在汽车上等着。这时,我们听到山海关火车站附近一片嘈杂声和“呜呜”的汽笛声,火车隆隆运行,非常忙乱。可是城门紧闭,戒备森严,我们进不了城,也不见老百姓出来,没法搞清敌人究竟在干什么。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日军大佐带着一个班的鬼子回城去了,依旧把城门死死关住。苏军副连长气愤地说:“我向日军下了令其投降的通谍,可他们说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奉有蒋介石的命令,武器要交给国民党。还说山海关属华北地区,不归'满洲国’管,拒绝向我们投降。”说罢,副连长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司机,让我同车回去报告伊万诺夫营长和曾司令员。

曾司令员和伊万诺夫营长接到信后,即令部队跑步前进,下午5点便全部到达山海关以东地区,并按原定作战方案进行了部署。战士们对日本鬼子占据山海关,早就切齿痛恨,义愤填膺,都恨不得第一个冲进城去,为解放山海关立头功。

总攻的命令一下,苏联红军首先用战防炮将东门打开,我军战士在炮火掩护下,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山海关。守城日军闻风丧胆,丢盔弃甲,向秦皇岛逃跑。我军乘势冲进城里,向顽抗之敌发起攻击,城里的伪军见日寇溃逃,不敢顽抗,纷纷缴枪投降,我军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城区。

我们进城以后,才知道中了日本鬼子的拖延时间之计。日军大佐同苏军副连长谈判,是为了拖延时间,乘机把他们的文职人员、眷属和贵重物品由山海关往秦皇岛来回倒运。所以当时火车站里传来频繁的汽笛声。鬼子的战斗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大多数也出了山海关西门,沿高梁地徒步撤到秦皇岛去了。

日军最后只留下一个中队的兵力在城里继续掩护其主力撤退。当我军攻入城区后,他们龟缩到城中钟楼附近的一座建筑物,钻进地下室里固守,始终不肯出来,还不时打冷枪,打死了一名苏军战士。我军攻了一天也未能消灭这股敌人。后来,还是苏联红军经验多,让我们用自来水管向地下室里灌水,这一下鬼子可受不了啦,到了第二天,这八九十个鬼子才像地老鼠似地爬了出来,全部当了俘虏。

这次战斗,我们还打死打伤伪军40余人,生俘伪军、伪宪警、伪政府人员7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 余支。

1945年8月30日晚上8时,我军收复山海关。深受日伪军压迫和欺凌的山海关居民,兴高采烈地涌向街头,箪食壶浆,欢迎八路军和苏联红军进城,庆祝古城解放。

我们打开敌人的粮食仓库,把粮食衣物分给贫苦群众,开展街头宣传,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青年们都涌跃报名参军,少数曾受日伪欺骗宣传的群众也受到了生动的教育,改变了对我军的看法。

明月当空,雄关巍峨,我和战友们一起登上山海关城楼,放眼望去,燕山横亘,云天旷淼,气象万千……我心中涌起一股热流!饱受日寇铁蹄践踏的祖国河山,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首唐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我军占领了山海关,为胜利进军东北打开了门户。尔后,十六军分区遵照冀热辽军区的指示,将山海关的防务和恢复政权的工作交给了我党地委负责人于明涛、刘亦如等同志组成的山海关卫戍司令部负责,大部队继续挥师东进,进军锦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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