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治理东阿三年，齐景公召他来责备他说：“我认为您还可以，派您去治理东阿，如今您管理得乱七八糟。您退下去自己仔细反省，我要对您大大地责罚。”晏子回答说：“臣子我请求改变方针和办法来治理东阿，如果三年后还治理不好，让我为此而死。”景公答应了他。
这样，到第二年年终考核地方官的治绩，景公迎上来祝贺他说：“你治理东阿真有成绩啊！”晏子回答说：“臣子从前治理东阿，不听从私人请托，不接受财物送礼；水泽池塘的鱼，用来使贫民受利。当这时候，人民没有挨饿的，可是国君您反倒怪罪我。如今我治理的东阿，听从私人请托，接受财物送礼，加倍征收赋税，少交入国库，随意献给您的侍从。水泽池塘的鱼，交给权贵人家。当这时候，挨饿的百姓过半数了，国君您反倒迎接我表扬我。我很愚蠢，不能再去治理东阿了，希望让我告老还乡，给有才能的人让路。”说罢拜了两拜，表现十分恭顺。
景公于是离开座位向晏子道歉说：“您尽力再去治理东阿。东阿，是您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启示：晏子先前治理东阿，廉洁自律，一心为民，治绩显著，却受到景公责怪；后来营私舞弊，民不聊生，反受到赞扬。晏子说明真相，使景公翻然醒悟。
文章用极为简短的篇幅,前后对比的方法,精炼的语言,通过晏子两次治理东阿的故事,告诫齐景公也启发后人:评价人(考核官员是否尽职尽责)要客观公正,不能偏听偏信,不作实际调查研究就轻下结论.
晏子治东阿的启示 （2）
晏子，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卿相，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景公时期，晏子两度治理东阿。其前后对东阿的治理理念不同，方法不同，结局自然也不一样。而这两次治东阿留给了世人诸多启示。
晏子初治东阿，秉承的是“以民为本”的理念。他一方面打黑除恶，整肃吏治，严禁贪腐；另一方面关注民生，扶持弱势群体，鼓励老百姓走共同富裕之路。短短三年，东阿在晏子的治理下，成了当时齐国经济增长最快，社会治安最好，老百姓幸福指数最高，东阿以外的齐民最向往的地方。可齐景公不仅没有对晏子的功绩予以嘉奖，反而公开谴责他，勒令其反思，并威胁要对他处以重刑。
晏子为保命计，请求再次治理东阿，并以身家性命担保，立下军令状，决心治理出包括景公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满意的东阿。
晏子第二次来到东阿，立即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迅速将治理理念调整为“以少数人为本”，鼓励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大力打压贫民百姓，肆意掠夺民脂民膏，动用国家机器保护黑恶势力。一年下来，东阿无官不腐，无处不黑，少数人靠杀人放火、走私贩毒、贪污受贿、偷税漏税一夜暴富，而老百姓则看病难、买房难、孩子上学难，活不起，也死不起。可是，到第二年年终考核的时候，晏子因为政绩突出而获得了一致好评。景公亲自迎接晏子，并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晏子将前后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对景公和盘托出，然后请求告老还乡，不玩了。景公恍然大悟，如梦初醒，才知道自己被人蒙蔽，冤枉了晏子。西汉学者刘向记录下“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大抵是希望警醒那些君王不要偏听偏信。须知，有些君王又哪里只是偏听偏信的问题？害怕权力受到挑战，为了一家之私，罔顾天下人死活，妒贤嫉能，打击异己，这才是大多数君王的通病。
晏子有幸生活在2000多年前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而不是生活在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后来的某个盛世，所以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向君王进谏，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晏子也有幸遇到了还不算太昏庸的齐景公，在他将东阿治理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万民拥戴的时候，景公也仅仅是口头上让他反思，威胁一下要予以重惩，而没有将他囚禁起来，株连九族。
晏子是幸运的，他生在了一个好时代，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君王，因而成为了一代名相。
附：《晏子治东阿》原文
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shǔ)之曰 ：“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ē)，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
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 ：“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
晏子对曰 ：“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bēi)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曾赋敛，仓库少内(nà)，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hái)骨，避贤者之路 。”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 ：“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yù)焉 。”
叁
《晏子春秋》中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晏子受命治理东阿三年，齐景公将之召回而责备说，我以为你有才能才派你去治理那个地方，却是越治越乱，应予严惩。晏子请求再宽限三年，若再治理不好，甘愿赴死。景公允诺。还没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贺，说他治理得很好。晏子说，前面治理东阿，不吃请不纳贿，池塘里的鱼都给贫穷的百姓谋生，百姓没有忍饥挨饿的，您认为我有罪；这一次，改变前面的作法，对那些嘱咐托情的准许，给周围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贿赂，而且加重赋税，池塘里的鱼，归入权势之家，挨饿的人过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贺。看来我真是愚不可及，请让我回老家吧。景公连连向他道歉，保证不再干涉他对东阿的治理。
看来这为官之道里面“做事”与“做人”的悖论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为百姓大众谋福利，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只顾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眼睛盯着下层群众，哪顾得上结交上层关系，疏通自己进阶的门路，久而久之，反而寂寂无名，似乎被上级部门遗忘；相反那些一门心思搞关系托人情，不失时机显露表现自己，善于做表面文章，会炒作包装宣传，名声叫得挺响，职务升迁很快，实际上所谓政绩都是有名无实，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实惠。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将心思用在跑门子托关系上多了，用在干正事、实事的精力肯定少了，就得弄虚作假来掩饰伪装。勤勤恳恳、埋头若干、不事张扬的人有可能被遗忘；而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只知做事的人长期得不到肯定与鼓励，心理就会失去平衡——有捷径可走，何必去吃苦受累。于是不通过做事而是靠其他歪门邪道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会“做人”还意味着对某些特殊的人物予以关照，甚至是不惜损害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来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他们神通广大，他们的褒贬毁誉能决定一个人的升或迁，对他们的关照似乎就是对自己前程的投资。可这是慷国家之慨，损大众之利，收买一点可怜的虚假的脆弱的“人情”，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与实践的考察。这样的人也许会一时得逞，却绝对不会走远，甚至会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察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是靠“事”还是靠“名”？而这“名”是如何得来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还是其他途径得来的虚名？在这一点上，孟子曾有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领导身边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说好不足为凭，也许他收买了他们呢，他们已得了好处自然替他说话；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赖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老百姓都说他好，总该没问题了吧？！还不够，还必须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发现这个人确实名符其实，才可相信。另一方面，对待否定的意见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再加以周密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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