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学习目的是为了发现自己，完善自己，使得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某一方面的人才。
故而他主张：“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般，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用途。”孔子所处的时代，知识范围窄且不容易获得，孔子认为对于知识应该无所不通。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在孔子的时代实现要“博学多能”的人才培养目标并非不可能，反而在今天的时代，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塑造出一个博学多能的人却很难，因为学科知识体系的细分，专业化的教育使得“博学”变得尤为困难。
因为大多数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为了促进学生就业，学校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而非更为全面的人格塑造。
走出学校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认知不够清晰，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缺乏感知力。刚毕业的大学生出来找工作时，往往不知所措。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成年人，在经历了与流俗融合、与生活的琐碎和解之后，依靠自己多年的经验与常识继续生活着，对于“职业、生活方式”类的问题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去思考。
因为，越是深入地思考越可能会引发精神上的危机，熟悉的观念世界会因此轰然倒塌，把自己置于一片废墟之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传习录》中，陆澄问：“孔门的弟子各谈志向，子路、冉有想从政，公西华想从事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实际用处。等到曾皙来说，却跟玩耍似的，但圣人却偏偏赞许他，这是何意？”
阳明先生说：“其他三人的志向多少都有些主观和绝对，而有了这两种心态的影响就会偏执于一个方面，能做这件事就未必能做那件事。
曾皙的志向却没有主观和绝对的意思，这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做超出自己分内的事，身处荒蛮之地便做身处荒蛮之地该做的事，身处患难之时便做身处患难时该做的事，无论何种情况都能恰当自处。
其他三人是孔子所说的具有某种才能的人，而曾点便有点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才能的意思。不过其余三人的才能也各有过人之处，并非当今许多只会空谈却无实干的人，所以孔子也都认可他们。”
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个不曾相识的人时，会首先问：“他／她是做什么的？”其实是在询问对方的职业。因为，职业已经成了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身份的一种方式。
它就像套在个人身上的一件外衣，借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知道对方的经济状况、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可能会有的性格特征。从职业上来说，子路想成为一个大夫，冉有想成为一个宰臣。公西华想成为一个司仪。
而曾点，想做一个无业游民。要是曾点生活在当今的时代，会不会患上一种身份的焦虑症呢？不可否认，日常同事间的聊天中提到的辞职、裁员、晋升、退休等消息；报纸上刊登的知名人士简介及友人更巨大的成功都会带来我们关于职业、关于身份的焦虑。
选择一种大众认可的生活方式，跟随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规划自己的生活，比如在哪一个年龄段成家、在何种时候买房、在哪一年有自己的车以及多少岁实现财务自由等等，这会给人带来安全感与认同感，同时也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理：
别人可以拥有，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呢？这种心理过度了地话就会带来焦虑。
曾点选择了一种悠闲、愉悦的生活方式，而其他三子，选择的可能是一种更中规中矩、更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可以比较吗？有所谓的良好的生活方式吗？
陈嘉映先生说得极为恰当：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洞察自己，知道自己目前正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选择符合自己天性的生活。这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
孔子希望君子是大器的人。现代社会以训练人的技能为教育的目标，即使有成就者，也是各式各样的专家。工具式的人，当然不可能器大。所谓大器，就是器量大、器识远。
他能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主观并且拥有选择的能力。造就这样的人当然需要多方面的精神教养。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历史文明有一定的学养。
王国维认为，从古器的理解与观赏训练入手，也是培养人的修养的重要途径，如此熏陶，人定然不俗。以识雅器而有雅量，无论古今，都是君子的品格所在。一个优雅的社会，由此而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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