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集

                                  以日本人文化修养的传统为中心
                                   ——日本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接受史

                                  井波律子（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怀风藻》与《万叶集》

    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文学文化的历史与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是《怀风藻》，收录其中的汉诗反映了那些极力模仿当时发达的中国文学、并想将之转化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的先驱者们的艰苦努力。《怀风藻》编定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年）。那时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十年，正是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辈出的“盛唐”时期。但是，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论，《怀风藻》中的汉诗“与当时中国诗坛上的潮流相比晚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怀风藻》中的汉诗大多是模仿盛唐之前的初唐时期，甚至再往前的六朝时代的诗歌。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应该是由于与当时同时代的作品相比，《文选》和《玉台新咏》等六朝文学中已有定评的一些文集很早就传入日本并被接受所致吧。
    六朝文学的理想就像《文选》的编者、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所述的那样，“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表现的内容和方式应该追求完美和谐。但实际上，创作者往往偏重于表现方式，从而容易导致对辞采的过分重视。而以六朝诗歌为圭臬的《怀风藻》继承了这种倾向，诗的内容暂且不论，那些一味追求华丽表达的诗就占据了主流。
    《怀风藻》中的汉诗里，宴会诗和应诏诗等以宫廷为舞台、在公共场合创作的诗很多。《怀风藻》中的诗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来展示自己掌握的异文化精髓以及比拼作汉诗的才华吧。因为那时训读理论尚未确立，所以在这些诗人的汉诗中是看不到他们努力将六朝和初唐诗歌改造成日式诗歌的态度的。反倒是他们运用学习来的表现技法，拼命模仿六朝和初唐的诗风的态度十分显眼。因此，虽然“和习” 较少，但被吟咏的场面和情景却由于“假想” 法则的运用而呈现出中国风。
例如，收录在《怀风藻》中的大津皇子的五言诗《春苑言宴》 如此写道——

           开衿临灵沼，游目步金苑。
           澄彻苔水深，晻暧霞峰远。
           惊波共弦响，哢鸟与风闻。
           群公倒载归，彭泽宴谁论？

    这首诗以在御苑举行的宴会为主题，多处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技巧，带有浓厚的中国式美意识，熟练地表现了“假想”的情景。在这里，关于奈良朝宫廷生活片段的描写栩栩如生，仿佛中国江南六朝时期的宫廷生活再现一般。可以说，这首诗的模仿技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除了对偶技巧的使用，汉诗中必不可少的事类法（用典的手法）也在诗的最后两句中得以体现。其中“群公倒载归”一句出自“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山简的故事。据说山简虽然担任重要的官职，但每逢远行必要豪饮，直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最后倒骑着马返回官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宫廷宴会参加者们壮烈的醉态，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只是，最末“彭泽宴谁论？”一句略微有些不和谐。彭泽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为生活所迫而曾短暂做过小官的地方。大津皇子在这首《春苑言宴》中将华丽的宫廷盛宴与最终归隐的陶渊明的寂寥酒会相比较，这就偏离了用典的原则，不能不说有些唐突之感。像这样的典故误用恐怕是由于作汉诗时必然要用典，但限于文字的固定表达，使得诗人无法完全顾及典故的内涵所致吧。
虽然存在着这样的误用和误解，但总的来说，《怀风藻》的诗人们还是努力地掌握了六朝诗歌的表现技法，熟习了汉诗的形式并使其壮丽化，精妙地创造出了一个“假想”的诗的世界。他们的努力当然是令人敬佩的。
    在比《怀风藻》的年代稍晚、被普遍认为于天应到延历年间（781-783年）最终完成的、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六朝诗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痕迹依然随处可见。只是，虽说那时平假名和片假名尚未被发明出来，《万叶集》只能用汉字作为标记，但由于《万叶集》中的和歌采用了日本式的表现形式，所以它和几乎完全模仿中国诗歌的汉诗集《怀风藻》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在《万叶集》后期的代表歌人之一的山上忆良（660-733年左右）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证明。
“风雨交加夜，雨雪共飘宵。无术度严寒……” 这些语句出自山上忆良的代表作《贫穷问答歌》。正像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首和歌的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和《饮酒 其十六》等诗作。但是，陶氏这些诗句的作用仅仅是在山上忆良创作长歌《贫穷问答歌》时刺激构思和想象，即一种媒介而已。
    陶渊明在《咏贫士七首》中描述了固守节操、坚持生活于贫穷中的传说人物。而在追索了贫士的谱系后，陶渊明写道，“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从而将自己也添加到贫士的谱系中而自求慰藉，全诗最后在一种骄傲自豪的情绪中结句。
    与此相对，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对于贫困哲学和贫士谱系绝口不提，他在和歌的前半部分中用“无术度严寒，粒粒黑盐嚼。更饮糟汤酒，喘咳鼻涕抽未了……” 如实地描绘每当在严寒中往剩菜上抹盐和饮下质量低劣的酒水时，咳嗽就会发作、鼻涕就流淌不停的充满贫困味道的自画像。长歌的后半部分，山上忆良将视线转向了比自己更加贫苦的民众的生活，并以短歌 “窃思人世间，忧愧苦煎熬。无术逃天外，吾身非高鸟。” 为这首将自己和他人贫困的实态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的长歌画上了终止符。
    虽然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中将陶渊明《咏贫士七首》作为构思的起点，但却成功地构建出一个与之完全相异的、具有个人风格的和歌世界，他这样的创作态度与《怀风藻》诗人群体拼命向汉诗的表面形式靠拢、执着于营造“假想”的诗的世界的被动态度迥然不同。可以说，万叶集时期的歌人山上忆良依靠着对外来的中国文学的积极吸收和改造，翻开了日本的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的新篇章。
    关于山上忆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从中国传来的书籍，他并没有局限于它们在中国的文学地位评价，而是一视同仁地看待。比如，他在《沉疴自哀文》中将儒家始祖孔子之语与六朝时东晋的神仙思想家葛洪《抱朴子》的引文并列，并毫无避讳地引用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中的一段文字。在同一篇文章中将孔子的言论和情色古小说《游仙窟》同等地列出，这在传统文化下的中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关于这一点，幸田露伴如此论述——“余观其引《游仙窟》之文，与《任征君语》 、《论语》、《抱朴子》、《帛公略说》之引文错杂一体，毫无顾忌，似全然忘其文之猥琐以至如同与诸经同视。吾等不止不宜轻视忆良所引《游仙窟》之文，更应爱赏珍重并细窥之方可。”（幸田露伴：《游仙窟》）可以看出，幸田露伴对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安排是很赞同的。
    众所周知，《游仙窟》流传至奈良朝的日本后十分风行，但它在“原产地”中国却几乎被完全无视，很早就被人遗弃。《游仙窟》在日本的流行忠实地记录下了中国的书籍(无论经书还是古小说）在自由流传的过程中一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同时又不受中国的定评影响而得以被重新发掘内涵的情况。山上忆良的《沉疴自哀文》中之所以充满了雅俗混融的引文，与其说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打破了陈腐的文学地位评价，不如说那只是无意识的行为，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状况。
    但不管怎样，虽然可能接受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对于经书和小说的平等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学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评价，轻松地打破了文学体裁之间的壁垒。日本文学文化中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创新，“翻译”并接受之，从而扩大了自我表现的可能领域。以山上忆良为代表的万叶时期歌人 们的作品恰好具体体现出了这样的翻译的无限活力。

从《源氏物语》到《平家物语》

    继《怀风藻》之后，平安朝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三大勅选和歌集，而其中“闺情诗”（恋爱诗）这一题材的优秀诗作的出现尤其引人注目。但随着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流传开来，日本文学的主流开始逐渐向使用日文创作的和歌与物语文学转移。虽说在和歌与物语文学中中国诗文及古小说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但由于中国文学文化已经被充分地吸收和消化了，所以像前代的《怀风藻》诗人群体和《万叶集》中的歌人们那样对中国文学狂热追捧和模仿的情况已经很难见到了。
    在这样的过程中，平安中期以后，尤其受到热烈欢迎的是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全集《白氏文集》。因为当时通过标记颠倒符号点 和送假名 来对汉文进行训读的方法非常通行，所以白居易那简明易懂的诗文就很容易理解，因此非常受人欢迎。
    十一世纪初，紫式部所著的物语文学最高峰《源氏物语》的开头，正如众人所知的那样，借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诗句。只是，《长恨歌》用开头八句——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简洁地描述了杨贵妃远远胜过其他妃子的绝世美貌之后，立刻将视线转移到她对唐玄宗的心的俘获——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但与此相对地，《源氏物语》虽然明显地参考了《长恨歌》，却是这样开头的——

      且说天皇时代，某朝后宫妃嫔众多，内中有一更衣。出身微寒，却蒙皇上万般恩宠。另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刚入宫时，便很是自命不凡，以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如今，眼见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便十分忌恨，处处对她加以诽谤。与这更衣地位同等的、或者出身比她更低微的更衣，自知无力争宠，无奈中更是万般怨恨。

    在这段话中，关于被比定为杨贵妃的藤壶更衣的容貌与姿态，紫式部完全没有言及。从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藤壶更衣受到了宫中嫔妃们的嫉妒与迫害。在《长恨歌》中，白居易仅用一句“六宫粉黛无颜色”而将嫔妃们一笔带过，但在《源氏物语》中，白居易笔下模糊的嫔妃形象获得了更多的重视，而且紫式部的物语世界以此为发端拉开了大幕。
    若是再深读一些，我们或许可以说，紫式部不仅通过把当时无人不知的《长恨歌》作为样板而勾起了众多读者的共同感受和认识，并且同时以此为基点深入发掘了《长恨歌》文字间的深层意义，从而将读者诱导入崭新的物语世界。这确实是非常精巧的结构安排。
    万叶集时期的歌人山上忆良从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中得到了启发，积极地将其转化并由此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和歌世界。同样地，紫式部注意到了白居易诗行间的空白，她把这些空白作为新开始的信号，营造出了一个宏大的物语世界。和歌与物语在体裁上有所差异，而山上忆良和紫式部通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新理解而创造出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基本是共通的。并且，山上忆良有着外来者的家世背景，而紫式部从小就通晓汉文典籍。正因为深刻地理解和融会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他们才能 “活用”中国的文学作品，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新作品。
    从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日本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心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汉文典籍曾经很高的理解水平也随之下降。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物语作者，特别是军记物语的作者们为了使作品的规模看起来比较宏大，也常常使用中国的故事。即使是在依靠长时间的口头传承、于十三世纪初完成的《平家物语》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这样的例子。
    在《平家物语》卷五中，源頼朝在高僧文觉的怂恿下决定谋反，在这一段之前作者插入了以燕太子丹与荆轲密谋刺杀秦始皇未遂事件为主题的“咸阳宫”一段，目的是为了把源頼朝和文觉的谋反行为与太子丹和荆轲作对比。
    但是，此二者从具体情况来看并无共同之处，将源頼朝·文觉与太子丹·荆轲并置的构思难免使人产生唐突之感。再者，“咸阳宫”一段的依据并非《史记·刺客列传》，而是古小说《燕丹子》。不用正史材料而用对史实加以粉饰的小说来作为依据，这与从说唱故事发展起来的《平家物语》相适，十分有趣，但最终而言，这一段实在多余的感觉还是很强的。虽然这么说十分遗憾，但像这样的创新的努力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江户文学的咀嚼力

    镰仓时代的物语文学中，虽然中国文学一度沦为日本文学的一种修饰，但从镰仓后期到室町时代，由于所谓的“五山僧侣”的推崇，模仿苏东坡和黄庭坚的诗歌而作的汉诗再度兴盛，这些精彩的诗作即使与同时代的中国文人们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五山文学对中国文学文化高度的接受水平仅仅是在一定领域内的突出现象。
    要说到中国文学文化全面撼动日本文学文化、与《怀风藻》和《万叶集》诞生的时代几相匹敌的、并且给予日本文学文化以巨大影响的时代，那无疑是江户时代之后。
    在中国，以唐传奇为始的用文言写成的虚构类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这些作品大多为短篇，与笔记相差无异的作品非常之多。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还是在《源氏物语》之后约三百年左右、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元末明初时代诞生的。在至此期间的几百年中，一些人收集了街市繁华地带的说书人留下的无数口头传说，并对其进行整理和编集，相继完成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随后，《金瓶梅》于十七世纪初的明朝末年完成。在这“四大奇书”之后，仍是在明末，以说书人的笔记——“话本”为基础而制成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出现了。无论长篇还是短篇，这些中国的近世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们皆用白话写就。
    这些相对《源氏物语》晚出现的中国近世小说蜂拥传入日本，对江户时期的文学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中国近世小说使用了白话，而以往的训读法对此无法完全读解，所以最初引起日本人注意的是更接近于文言的《三国志演义》。于是，在元禄二年（一六八九年），湖南文山的名译《通俗三国志》一经刊行面市就立刻流行开来，以至于模仿其而作的军事类小说也风行一时。
    无论怎样，《三国志演义》通过训读还是能够读下来的，但除此之外的白话小说对于那些不懂非古文的中国语的日本读者而言，的确是很难读懂的。出身于长崎的翻译者冈岛冠山（1675-1728）于享保十三年（1728年）刊行了《忠义水浒传》，起到了将中国近世白话小说认真介绍到日本的作用。冠山是江户时期激进的儒家学者，为荻生徂徕（1666- 1728）及其弟子讲授中文。向冠山学习中文的徂徕并不像以往那样使用日式的训读法，而是用中国话的音直接阅读所有的文献。作为在中国曾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的日文翻译者冈岛冠山成为荻生徂徕的老师，为儒学者徂徕的学问增长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从万叶集时代开始，到日本人对《游仙窟》和孔子的平等对待，日本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始终如一，雅俗共举，顽强地咀嚼消化了中国的文化。
    要说到“咀嚼”，曾受到冠山的白话小说翻译影响并向日本人介绍“三言二拍”冈白驹的成就也不能忽略。冈白驹和他的弟子泽田一齐从“三言二拍”中选出十四篇并加以注释，刊行了《小说精言》（1743年）、《小说奇言》（1753年）和《小说粹言》（1758年）三部集子。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在难以训读的白话文上添加训点 的解读工作十分耗费心血。如此一番，将不可能训读的白话文转换为能够训读，不得不说这样的咀嚼力实在惊人。“和刻三言” 对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且，对江户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三言二拍”的原本在日本被长期秘藏，而在中国却很早就散佚了。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原本在日本被重新发现，中国的“三言二拍”一直都是幻影之书。与此类似的是深受万叶歌人们喜爱的《游仙窟》，一直以来《游仙窟》在日本都颇受珍重，而它在中国却很早就佚失了，直到十八世纪的清代中期才被人发现。

    从《怀风藻》和《万叶集》的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通过顽强的咀嚼完成的。但是，这种接受绝不是毫无改变的，而是常常伴随着根据自身的文化意向而模仿、甄别或改造中国文化的操作。在明治之后，日本与西洋文化这一新的异质文化接触时，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的经验就发挥了重要的功用

又：

       日本现存最古的汉诗集。天平胜宝三年（751）成书。收录64名诗人的120首作品，编者不详。有指编者是大友皇子的曾孙淡海三船，理由是诗集的“诗人略传”中编者对近江朝有着同情笔调。然而也有谓编者是葛井广成、藤原刷雄或石上宅嗣等，至今未有定论。

　　内容简介

　　诗集名为《怀风藻》，意即“缅怀先哲遗风”。“藻”字则可能典出陆机《文赋》：“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全诗集收录64位作者共120首作品。作者都是当时的皇族显贵，例如文武天皇、大友皇子、川岛皇子、大津皇子和其他官吏、儒生、僧侣等（其中18人兼为《万叶集》收录的和歌作者）。诗歌以五言八句为主，内容方面包括侍宴从驾、宴游、述怀、咏物等，借用儒道老庄典故，文风浮华，讲求对仗，似是深受中国六朝文学影响。

　　《怀风藻》的出现，象征自奈良时代起日本文坛对汉文学的重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中的诗歌有很多是宫廷诗宴这种官式场合的酬唱，这也反映当时尊尚汉风文化的潮流。

　　虽然《怀风藻》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然而其作品却不尽成熟。可看出日本文人在还不熟悉汉文创作的情况下，战战兢兢的符合押韵、对仗、格式，深怕做出不伦不类的诗词。如此造成本诗集内的作品，风格死板而缺乏新意，自我风格不强，对后代诗集的影响亦小。除了大津皇子的几首汉诗以外，极具价值的作品不多。虽然如此，却可由此生怯的情状，窥知日本于汉诗创作起步时期的世态。比起文学本身，更具有在文学史之上价值。

又：

日本现存最古的汉诗集。天平胜宝三年（751）成书。收录64名诗人的120首作品，编者不详。有指编者是大友皇子的曾孙淡海三船，理由是诗集的“诗人略传”中编者对近江朝有着同情笔调。然而也有谓编者是葛井广成、藤原刷雄或石上宅嗣等，至今未有定论。

　　内容简介

　　诗集名为《怀风藻》，意即“缅怀先哲遗风”。“藻”字则可能典出陆机《文赋》：“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全诗集收录64位作者共120首作品。作者都是当时的皇族显贵，例如文武天皇、大友皇子、川岛皇子、大津皇子和其他官吏、儒生、僧侣等（其中18人兼为《万叶集》收录的和歌作者）。诗歌以五言八句为主，内容方面包括侍宴从驾、宴游、述怀、咏物等，借用儒道老庄典故，文风浮华，讲求对仗，似是深受中国六朝文学影响。

　　《怀风藻》的出现，象征自奈良时代起日本文坛对汉文学的重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中的诗歌有很多是宫廷诗宴这种官式场合的酬唱，这也反映当时尊尚汉风文化的潮流。

　　虽然《怀风藻》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然而其作品却不尽成熟。可看出日本文人在还不熟悉汉文创作的情况下，战战兢兢的符合押韵、对仗、格式，深怕做出不伦不类的诗词。如此造成本诗集内的作品，风格死板而缺乏新意，自我风格不强，对后代诗集的影响亦小。除了大津皇子的几首汉诗以外，极具价值的作品不多。虽然如此，却可由此生怯的情状，窥知日本于汉诗创作起步时期的世态。比起文学本身，更具有在文学史之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