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民主党在战后成为意大利的主要党派，似乎是不出意料的事，因为中欧-地中海地区的天主教势力极其强大，上一节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纪事（五）：从鞑靼斯坦看俄国会不会绿化（下）中笔者对于天主教的民粹基础做了深入的分析。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主体民族区域，也分布着两支不同的宗教势力——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代表的传统天主教势力，以及集中在北德的信奉新教诸邦，如萨克森、勃兰登堡等等邦国。而意大利作为教皇国驻地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殖民地两西西里王国的地盘，其自然受到天主教的最强影响。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法西斯控制意大利时，墨索里尼与梵蒂冈的关系却得到了改善，而墨索里尼也支持在中学推广天主教教育，换取教皇对意大利国王授任意大利主教的同意。从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到1929年与圣座和解的《拉特兰条约》签署，整整过去了68年，半个多世纪都没能实现的和解却在一个素称极端的法西斯政权时期达成了，这并不惊奇。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返祖归宗”的“文化寻亲”，天主教天然的与纳粹有着文化肌理同构性——小市民狂热（第三帝国覆灭七十六年祭（一）：小市民的疯狂是希特勒的策源）。同样，笔者认为强调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他身上也带有那种天主教式的危险倾向。如果仅以种族论之，同为德意志人的德国与奥地利并无区别；天主教的唯我独大，众生草芥的态度正是小市民膨胀爆发的变态模样。
这里要严格界定一下军国主义与纳粹的区别。普鲁士的俾斯麦虽然也有称霸欧陆的野心，但是他尽量避免与英国的摩擦或者直接竞争，一直极力劝阻威廉二世同英国的直接对抗与海外扩张；而希特勒并不，他要和英国争夺欧洲霸主的交椅，这正是导致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另一点则是反人类的纳粹种族猪衣，这在路德宗新教中是不具有的因素，他的界定是通过对天主教教会因素的极力排斥建构的，而这其中务实的、精英的态度，就对种族猪衣化的小市民意淫做了消解。所以以“铁血”著称的俾斯麦反而不会挑起大战与种族猪衣反人类举措；而希特勒这种出身草莽的民粹猪衣者却会将德国载上反人类战车。
这种所谓的“传统价值”在经历了国家本位价值的解构，并剔除了宗教意义层面的身份价值认同后，这种疯狂实际上，就达成了教会在中世纪未完成的目标——对世俗国家的反噬。凯撒与上帝同归于“神圣世界”的管辖，而这个“神圣世界”的领导者，就是法西斯组织。他们利用了天主教的闵意运作基础，就是一个提倡种族本位、不信天主教的天主教政体。在二战前建立亲德意的法西斯政体的欧洲国家，清一色的是天主教。弗朗哥的西班牙、霍尔蒂摄政王的匈牙利，甚至在二战时期得到希特勒认同而建立的傀儡政权，除了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也几乎都是天主教闵租——斯洛伐克、克罗地亚。
意大利王国在1922年前的近六十年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温和立宪政体，就是以法国、俄国式的弟煮-資産階级联合立宪为基础的。而这个过程，就是笔者前面提到过的国家本位认同的植入。就像疫苗是将病毒培养到消除毒性后的状态一样，这种小市民愚蠢、残忍的反人类冲动，被国家本位认同背后的思想多元化潮流压抑下去。而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虽然也具有法西斯潜质，但始终没有发展起德意那样以发动反人类的种族战争为目的的变态政体。
战后的意大利改造，也是以恢复到1922年之前的“温和立宪”为蓝本。实际上，意大利資産階级之所以支持墨索里尼上台，当然不是被他洗脑了，而是借助对外战争实现自身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消灭分裂和制约意大利資産階级的弟煮阶层。这在日本、德国都有同样的反映，只不过德国更多的考量是自认为的与美国瓜分英国的世界殖民地的国际称霸战略
而在德国眼中，美国不再给予大量金融援助是放虎归山，养熟了让他咬人了，所以德国以为美国视自己为盟友与交易对象，而且这也是“放弃”对德国的金融控制，是好事。他们认为的交易，就是美国用大萧条宰德国一笔，做赎身契，还德国自由，同时德国发动战争，换取与美国共同瓜分英镑集团——德国获取欧陆与英国本土，而美国获取加澳新南非等等残部，两分天下；这三层才是德国垄断精英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条件。
第三帝国覆灭七十六年祭（四）：民粹是选择战争的精英的宠物狗
日本是与美国争夺远东，同时扩大消灭弟煮，以扩大锅内市场；只有意大利是为了避免王国的二次分裂，而通过发动对外扩张战争来消耗弟煮资源，稳定自身铜制地位。意大利与日本的战后改造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二战中意大利与日本都实现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弟煮，将脓包挤破了。否则这种恢复到常态的改造只会是“治标不治本”的样子工程。笔者之前就提到，德国并不是消灭了纳粹的生存基础，而只是将可能诱发这种变态模式的因素，用反纳粹教育、社会福利体系与美国的压制尽可能地控制在一定范围中，使其不致演变为病毒（第三帝国覆灭七十六年祭（三）：波拿巴国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
意大利天民党与德国的基民盟-基社盟一样，都是以温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模板，同时借助美国力量与反法西斯教育来控制住小有産者群体的极端化可能。而另一边的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学派论丛（一）：卢卡奇与葛兰西的文化论（下））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步转向更中庸的道路。事实上，意共与德国社民党是一种性质的政党，其领袖人物A.葛兰西，早在20年代就逐渐形成了“文化馬壳丝猪衣”，也就是在美国经常看到的民主党的社会主张（法兰克福学派论丛（一）：卢卡奇与葛兰西的文化论（上））。而这也正是“白左”的旗帜。在1945-1993年间，除了1981-1987年，整整42年，总理一职都由天民党成员担任，这足见意大利格局的稳定性，意共则一直都是最大反对派。直到1993年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这个如日本自民党一样稳固的老牌政党势力剧衰。
天民党自称是“民主的、自由的、多元化的党”，强调建设“充分而完全的民主”，宣称维护私人所有制及其积极性是该党的基本原则。对内实行同社会党既联合又竞争、同意共既对话又反对其参政的政治路线。对外与梵蒂冈关系密切，主张欧洲联合，抗衡苏联，与美国保持伙伴关系。
其经济政策在60年代后出现一定问题，其实主因并不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意大利的造血能力不足——在欧共体内部意大利的定位是比较尴尬的——意大利既没有法国那样的武力与金融，也没有西德那样的强大、可持续更新的制造业，因此只有北部的米兰、都灵等工业城市与欧共体市场良性地联系在一起，而意大利南部则仍然是农业与小工业，这是由于其生产不集中、研发资金不充足导致的上升瓶颈——而很多的意大利小企业在攒够几百万后就金盆洗手不干了，套现离开，像古代的晋商徽商一样，把积累都转化成消费基金而非生产基金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逐步的形成一批食利者，而这种食利者的盈利自然要靠金融等形式维持，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意大利为什么后期经济发展疲软乏力，经常出现经济萎缩的现象。
这正是因为意大利工业托拉斯不成熟，只有北部大企业依托欧盟共同市场跟上了脚步，而广大的中南部地区则陷入了金融内卷化的二战前的“法国病”之中。相当于一个小班，有一个人赚了100块，却有99个人分别亏了10块，这样总计还是亏损状态。而这种亏损又通过火上浇油的补贴福利来弥补，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意大利真正需要根治的是过度金融化导致消费基金过度膨胀，而生产基金却相对不足的问题，只有把大量冗余在奢侈消费等不能显著扩大商品供应领域的资金，转入一般的集约化生产和研发领域，才能使物价回落，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也才能有更多进行固定资本更新的资金，提高质量，扩大销量，进而刺激产能。然而意大利政坛各个政党一直采取讨好选民的民粹主义福利政策，只做短期规划，而无视长线发展。
80年代以来，意共在国内提出“民主替代”战略，试图联合左翼民主力量，取代以天民党为中心的政权体系；在国际上提出“新国际主义”概念，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共运中，主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自主、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984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超过天主教民主党。1987年大选后，仍为议会第二大党。在2000多个市镇、约半数省份和若干大区，与社会党联合执政。总书记A.奥凯托(1988年起)。中央机关报为《团结报》。1991年2月改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经过几十年的策略调整，意大利共产党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共产党标准。
80年代，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意共实质上已陷入了所谓的“身份”危机。如党的一名积极分子所评论的那样，“意共已经从一个LN主义政党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某种尚未定性的政党”。
意共也丝毫没有觉察出这种危机的根源，而沦为一个和其他议会党一样玩口水游戏的傻瓜。在金融食利化愈发严重的大背景下，意大利少数的工业托拉斯与广大的闵衷都成为这波金融阶层崛起的受害者。民粹与欧盟路线之争，实际上就反映了美国与法德争端的延续。意大利脱离欧盟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美国第一次对欧共体下手，实际上就是对法国在90年代初的鼓动、蹿火。在《美国之外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一）：1945年以来的法国》中，笔者写到
法国的“五月风暴”，表面上看是学生运动，而实际上与法国金融托拉斯恢复自身的优势的进程是同步的；他们的共同矛头都直指戴高乐，但实际上，两者针对的对手又不完全相同，学运针对的是一种保守的文化对象；而金融托拉斯真正针对的也不是戴高乐，而是他背后的工业托拉斯。虽然他们的争斗影响到工业托拉斯的地位，对手由于欧共体的加持，使得金融托拉斯仍然没有真正恢复元气。而不久发生的1973年石油危机，更使得法国在内的西欧与美国的金融联系受到打击，法国的工业托拉斯强调与欧共体的合作，实际上就是用德国的经济担保来维持对于金融資産JJ的相对优势，以免丧失自己的半主导地位——美国与法国的金融资本在法国的影响力虽然受到削弱，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能力彻底吃掉法国的工业托拉斯，工业托拉斯是不可能直接压制金融托拉斯的。所以事实上，法国的金融资本在60-90年代再度复苏，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当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精力又回归到算计和遏制西欧的有生力量发展上来时，欧共体加紧了联合，甚至推出了欧元——德国不希望美国再次用30年代那一套借法国之手把自己给摧毁了。从一战后，美国再利用英国打掉德国后，自己以金融援助的方法控制了德国，到30年代彻底养肥德国后，以经济大萧条来激化英德矛盾，促使德国在二战中打残英国。这个法子德国自己深有体会，所以，当德国发现法国的金融托拉斯在美国支持下再度壮大起来，而自己又是西欧经济头号强国时，这种剧本带入感就十分令柏林毛骨悚然。德国自然接受了法国工业托拉斯的求助，将金融复辟扼杀在摇篮里——因为拯救法国的工业托拉斯实际上就是在拯救自己的国运。
法国当时已经退出北约近30年了，而德国属于北约一员，当时他们俩都是希望摆脱美国控制的；法国拥有核武器，而德国仰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自身没有核武器；一旦美国给法国的金融資産JJ送膨化剂，做空法国爆发经济危机，同时工业托拉斯也被法国的金融托拉斯彻底拴住，那么，法国核打击德国的危险性是大概率存在的。即使美国又充当正义使者核报复了巴黎，但是就等于顺手灭了两个潜在对手法国与德国。这对柏林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对法国也同样如此。所以，欧元与欧盟的建立，绝不是德国单方面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非必要性活动，而是一种制止法德战争自相残杀的对美反制。欧盟的建立与欧元的流通绝非表面那么祥和美好的联合，背后隐藏着美国再度碾压欧陆的战争野心的暗战。
欧盟的真正支柱就是法德两国。法国依靠德国作为信用担保保证欧元的流通，来使法国的金融托拉斯束手就擒，使之近三百年来第一次被法国驯化为在国家运行中没有垄断性地位的势力，德国使法国工业托拉斯坐稳了江山；而德国则借助这次金融援助窒息了潜在的战争威胁，而且使法国更紧密地捆绑在德国利益共同体中，并且也压制了本国金融势力的非分之想，将德国-法国的金融资本转化为扩大自身经济影响力的触手，这样利益共生，抱团取暖，因而达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高度的一体化。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容忍德国的小动作的根本原因。这是法德两国真正的宪制基础。
工业托拉斯作为最大后台，而金融势力在欧元化之后被大大限制起来，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建设性力量，而非潜在的破坏性因素；有利于工业的、欧洲联合的金融功能化的政策主张更加符合其利益，同兼顾市民需求。法国的政治有为已经成为可能。选举金主已经从一般的工业主，变成了银行家，这正是法国工业托拉斯宪制胜利的表现（美国选举逻辑：为什么金主逻辑是肤浅化理解？）。法德的经济增长，已经通过欧盟这个主要框架来推进。因此，虽然美国仍然在事实上能对这个共同体造成严重的金融伤害——例如欧债危机的严重拖累，与欧盟东进的受到美俄的严重阻碍，但是欧盟已经有了一定独立性，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除了欧债危机，还有肢解性地鼓动英国脱离欧盟，这些都是美国极力削弱法德的表征。
意大利、西班牙与希腊的欧债危机，就像之前法国的五月风暴一样，这是美国窜动金融阶层篡夺工业托拉斯在西欧国家宪制结构中领导地位的活动，而这个运动正在加剧。当年在法国煽动的是“文化M主义”闵运；在意大利煽动的则是民粹回流的“五星运动党”崛起。“格里洛朋友运动”为核心的“五星运动”发家史，与埃及等地“阿拉伯之春”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推特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星运动党创始于2009年10月4日。该党的主要创始人是意大利喜剧演员格里洛（Beppe Grillo）和其搭档网络战略家吉安罗伯托·卡塞雷吉奥，该党的创立肇始于“格里洛朋友运动”，同时该党善于通过脸书等网络方式进行自我宣传，经常通过街头演讲的形式开展活动。
五星运动崛起不是简单的民粹崛起，而是美欧博弈的结果美国加速肢解欧盟，已实现对欧陆的重新控制。2018年选举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罗马市长也由五星运动候选人夺得。这是一个重大的警告。天民党与意共昔日两大对立党组成中左翼联盟也难挡这一趋势，下图中红色区域就反映了2013-2018年中左翼联盟的选情，呈现出急剧恶化的态势。民粹势力崛起，而中右翼势力在南方的获胜选区也大幅萎缩。
黄色为“五星运动”获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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