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省之前，西伯利亚衙门充任西伯利亚省的职守，包括东进殖民与征收毛皮的主要税收事务。在17世纪俄国经历了“改朝换代”，从留里克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而子嗣继业问题得到改善，遂再度加强对西伯利亚衙门之节制。西西伯利亚仍保留总督府直到草原总督区设立，而与西伯利亚省并立，职权互相牵制，充分保证沙皇政令得以有效贯彻、沙皇权威得到力行。沙俄在罗曼诺夫王朝时代主要的政区划分为两类，一是帝国直辖省，二是总督管区，下辖边区省、州或者土司式的小自治体，如顿河哥萨克、布哈拉汗国、花剌子模等特别政区。
总督辖区相比于欧俄地区的“帝国直辖省”，土地贫瘠或者苦寒，或者牧民为主，总之不适合农业化的地区，也就没有农奴主阶层这个中坚力量的支撑，而主要的统治基础是哥萨克等自由性极大的军役人员，火药管制是督军维持文官在城砦内对哥萨克保持微妙权威的脆弱平衡器。随着南西伯利亚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和人口刺激下社会结构的嬗变，这种平衡不再保持曾有的效力；俄国独吞奥斯曼土耳其的行为受到英法的打压，转而以东亚为突破口，因此俄国必然加强对作为通向东亚的大陆桥的西伯利亚的控制， 对于正规军力和官僚体制几乎真空的西伯利亚地区，俄国开始向乌拉尔山以东强行灌输这些建制性资源，而旧的哥萨克因素也就随之边缘化成为庶民的一部分——帝俄的正规军开始取代哥萨克军役人员执行的社会治安和对外开拓的功能。他们的涌入既推动了西伯利亚建制化，也为南下侵略扩张做准备。
西伯利亚省（Сиби́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是沙俄和俄罗斯帝国（1721年起）当局在今日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行政区划，包括了乌拉尔山脉以东所有俄国领土，以及乌拉尔山脉以西的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中上游地区。1708年12月18日由彼得大帝下令成立，是沙俄最早的八个省之一。首府托博尔斯克。1782年分为托博尔斯克省、科雷万省和伊尔库茨克省。
1708年还在纠结于同瑞典战事中的彼得一世却不忘设置西伯利亚省，这可见他对乌拉尔山以东的后方稳定之重视。彼得一世为了防止大北方战争中俄国不仅受西线的瑞典军队的压力还面临亚洲殖民地西伯利亚驻军（哥萨克）反戈一击把自己包饺子，还要设省消除隐患。叶卡捷琳娜军事改革中彻底废除军役贵族军队后专门治饬国家军队的举措，实际上就是对彼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将驻西部军事任务减轻（镇压贵族叛乱的任务），可以匀出一部分正规军兵力驻防到亚洲，逐步地消解西伯利亚哥萨克的权威。
很有意思的是，普加乔夫领导的顿河-伏尔加哥萨克起义也是在叶卡捷琳娜时期爆发的。我们不能充分证明顿河哥萨克起义与西伯利亚哥萨克受取代的社会进程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两者的间接关联——哥萨克被沙皇招安后有众多成员被招募成为殖民军头領而飞黄腾达，但是随着西伯利亚衙门被西伯利亚省所取代，哥萨克在西伯利亚暴发户式人生跃升路径的黄金时代终结，而逐步农奴化的哥萨克酋村开始内卷，哥萨克塞契自治体内部也农奴化、两极分化，这样社会矛盾积攒并爆发，西伯利亚省区化使得哥萨克农奴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发展，这是一个显性标志。西伯利亚哥萨克逐步蜕化为单纯的包税人，他们在安全上更依赖俄国正规军的保护。
由于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业仍十分落后，所以当地的经济精英仍然需要建立与欧俄的经济交换圈关系来获取经济利益。因而，包括西伯利亚在内广阔的俄国殖民地经济精英阶层与欧俄的联系使得驻军没有叛乱的基础。所以授予总督的重大军权事实上仅具有功能性意义，而没有多大的权力结构意义。1861年后改革的推行实际上才是俄国军队本位的肇始，以致出现“军队同心圆”的军国主导体制（二战对于苏联的国际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关于二战的梳理）。在此之前俄国是没有统治稳定性问题的。
军队是保护者、维持者，更是这种强调变现发展路径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或者说得更清晰一点，军队即国家，军国一体。军队是国家发展的推进者，也是国家既得利益的守成者，而当旧有的传统贵族去军役化、去行政化甚至没落时，旧的农奴共同体精英阶层被打倒，新的资产阶级又没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传统的三角集权之一足的财权势力青黄不接，这时俄国的政治平衡就已经十分微了——沙皇的权威不再依赖于军财平衡，而军事投入又逐年加大时，非贵族出身的新军官们早已嗅到了这种政治生态失衡的味道：沙皇已经不再是沙皇了。
沙皇的命运寄托于垄断资产阶级来平抑军队，但资产阶级却不愿意和军队冲突，因为他们既能给前者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刺激军工订单，又有现实的威力，由此，俄国又形成了“新三位一体”政治机理，国家不再是三角，而形成军队为核心的同心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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