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在元世祖忽必烈“前至元”（1264-1294）年间设置，其后屡修府志，现存主要有三份，最早的一份是明正德年间由京官顾清主修的。到此时松江府辖境仍然很小，仅有两县，且只有上海县在朱元璋时修过县志。
顾清在序中称“郡之志犹国之史也”。官方赞助而士人参与的方志修编活动，其主要功能一般被归纳为“资治”、“存史”、“教化”。三者之关系，以存史为核心，以教化为“牧师”之义，以“资治”为治国之需——三者均可视为宗教一体，存史“教义”为过去之教化，教化为“存史”旧教化“结构过程”之复刻，资治为教化世俗经验；三者亦可视为政治一体，存史乃过去之政治“结构过程”，资治乃今日之政治“结构过程”实路，教化乃供应政治合法性之舆论话语。故古世中国常以“政教”称呼治世。而术道之用， 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区别于西世之处。“术”乃一策，行之短，用之狭；“道”乃一略，施之久，范之广。西世政治学说归纳众多原理、现象，乃术之概念化；而道乃变动之原则，故取神而弃形，华也；取形而疏神，西也。实用主义的思维其实就是政治学形成的基础，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的系统化，即内部的进一步归纳，形成所谓的学科性的建构。
赵世瑜在2006年关于潞州考查的报告中指出的“东岳庙公共信仰”与“镇人认同”、“乡人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地方上超血缘（宗族）、超地缘（社乡）的阶层认同——地主阶层认同，也就是士绅精英认同。镇人认同本身就是一种超地缘的包税商、粮肆的祭祀投资换取本土精英认同与利益上的迁就。这种认同在晋东南于金灭北宋年代就已形成，可见其认同形成周期也大概在170年左右。战乱更少地主经济发展条件更佳的江浙，这种结构过程发展更早，对苏南乡村经济的研究显示，此时“曾经的仆人、大商人已经开始威胁本地士绅的权威”。
正德松江府志也显示明之前松江“…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原泽沃衍,有鱼稻海盐之富,商贾辐揍,故其俗侈。有康僧会船子夹山之遗踪,故尚佛。有金山拓湖之灵迹,故信鬼神好淫祀。”，“俗文、俗侈、尚佛、信鬼神好淫祀”，“俗侈”就是富足的外溢，表明其士绅精英的自觉意识；“俗文”就是崇尚教育的体现，而教育科事本身就是一种阶层跃升，这是人生投资，这种投资说明松江人都注重仕途的跃升，这是当地精英的保值投资；“尚佛”就是公共信仰体系的体现，它是超血缘、超地缘的一种“普世信仰”，别乡士绅捐纳投资成为“善主”，就在信仰辐射圈内塑造了自身影响力，至于“信鬼神好淫祀”，也是与“东岳庙”一类的社祭、公祀活动，而这个活动与“尚佛”都与赵世瑜在镇人认同框架下揭示的泛士绅阶层认同，或曰“绅本位”。松江“绅本位”认同的建构和“官本位”认同的传统发生的碰撞、融合在正德府志编修得到了丰富的体现。
官本位滥觞于周秦，特别是战国至秦。秦晖对秦制的本质有精辟的论述，简言之，秦制从先周的贵族个人依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小共同体”本位，转化为全体人皆依附于一人（皇帝）的大共同体，或者说国家本位的情况。官僚本质上与其他非官的庶民一样，都是皇帝的依附者，只是他们被皇帝用来做管理其他人的工具。因此，官本位的本质仍然是皇帝本位，也就是自上而下的定义社会的坐标系。
官本位在方志修撰中的内涵是彰显“王朝价值本位”，而不关心阶层认同，甚至力主破坏之；而在方志中的体现就是地缘认同。因为无论是血缘形成的宗族认同还是社会财富形成的精英阶层认同，其中心都不是君主能掌握的价值，君主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以地缘为标尺划分的省府路州县体系下的征税系统，因此与王朝本位密不可分的官僚系统，也专注于方志这种包含着地缘标准观念的文化正统著述的修撰。地缘认同与王朝价值本位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发展的动力，就是认为王朝本身就可以形成永恒的治世，王朝的责任就是通过资治、教化来消弭不好的现象，使社会返回到“永恒盛世”状态。
相对的，绅本位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形式与动力逻辑。与“存史”逻辑相对的“公祀”逻辑，也就是社会积累形成的阶层认同就是绅本位的核心内容。绅士虽然得以进步为精英，但仍需要在合法的王朝意识形态框架下活动，所以他们在绅本位之上，也推崇王朝价值本位与官本位，这种推崇就是绅本位的形式——士绅将被淘汰的先秦古典宗法政教秩序以道德粹化为基层社会秩序规范，便是自我赋魅，以社会合法认同的儒纲标准自我赞美；而士绅与治世理想融合的桥梁便是科事入仕，成为官。绅本位虽然仍承认王朝本位，但强调自身的“人杰地灵”，通过自下而上的个人努力与社会积累晋升为精英阶层即信仰儒学的士绅，再促进治世的形成。这种理解在不破坏官本位背后的天子权威前提下，凸显了绅的建设性与主体性。
正德版松江府志修撰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二者的融合。述说历任郡守时，顾清都特意挂上该官员的地望，如宜春刘（侯）琬、弋阳谢（君）琛、临川陈（侯）威、内江喻（侯）时继。而且在官僚体制下除了各类朝廷赐赉外，基本不再在基层官员职称中冠以公侯伯男等西周古典爵位，而松江府志序中上述诸“郡守”皆在姓后名前冠以侯字，而且明代不再使用郡来称呼州县的上一级行政设置，而是基本以府称之（直隶州除外），这都说明修志者刻意“复古”；而后文中对修志缘由的解释更体现了浓郁的复古情怀——“郡之志犹国之史也，昔人有成论矣”，明确的表示郡志立意就像“昔人”的“国史”，而且仍然称府为郡；“史不为天下万世而移于一人，是之谓曲笔，志不为一乡与后世亦岂能逃士论之公”，这句话更对上一句做了升华——既然郡志就像国史，那么郡志也应当有比肩国史的伦理高度——不阿不偏，立志为公（乡）。
“公”正是方志得以不阿的依据，而且他还提出了“公”的评价者——“士论”，这就将隐含在王朝本位之下的绅本位暴露出来，即史书之正，方志之公，评价权在于“士论之公”。“存史”以“资治”，“存史”以“教化”，王朝政教的这两大方面，溯根追底，依据在“存史”；“存史”的合法性又在于“士论之公”。所以，以顾清为代表的参修府志的松江士人，他们虽认同王朝治世作为归途与最高理想，但是他们强调要以“士”作为支撑整个理想的中坚。这就是绅本位同官本位（皇帝本位）的观念融合。
顾清担任翰林学士，是京官，但是仍然被刘琬、谢琛、陈威、喻时继相继邀稿，而顾清也并未表现出不耐烦，反而是认真对待，积极参修，述及不能参与原因“会予北上不果”，十分诚恳，以忧归乡时便协助修志，直到喻时继到任力主成之，可见顾清也一直关心家乡的方志修撰事业，加之他视“郡之志”犹“国之史”的态度以及作序这一行为本身，我们可以肯定顾清对松江府志付出的努力与诚恳态度。
而这也反映出即便远离家乡在京为官，京官与家乡的文化联系也没有断绝，而京官亦视之责无旁贷，顾清说“留心经济，而复注念桑梓”，虽有溢美之嫌，但恰恰符合“志为一乡”的“士论之公”标准，再次印证表君里绅的融合价值观；同时来自各地的历任官员对非本乡的松江府志修撰也一直持积极主动的态度，亲自约稿，谢琛甚至带部属来松向顾清询问修志之事，可见地缘认同之盛，非独本乡人视为大事，客官亦视为重大。那么官员对于本乡方志参撰更不会懈怠，更充满热情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