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上一篇的讨论，这一回我们主要分析“外交即内政”在中东问题上的体现。实际上，像“善后大借款”这样的事情在中东太多了，汪兆铭和常凯申这种货色在这里也可算作“枭雄”。哈夫塔尔、之前在火并中被打死的萨利赫等等势力的头目，随时都可以为了争地盘夺利等目的而勾连外部势力，外部势力要价条件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袁世凯当时拥有最大军力、占有中央政府正统还要签如此苛刻的二十一条，这些割据一方的小头目换取后台支持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多了。
当然，相对于这些整天为教俗之间、文武之间火并的国家，土耳其要幸运得多，土耳其对外扩张，除了自身国力提升，另一个目的就在于内部政争换条件时可以更多地用国外扩张资源做筹码，从而更少地牺牲国内蛋糕给美国吃。因此，对外扩张实际上也是争取美国支持付出代价的利益纵深扩展。同时，这种扩张往往文武并用，所以也是官僚与军方分肥的重要空间，重用军队也能拉拢和分化军方，缓和文武矛盾，降低政变威胁。这种扩张意志在应对国内不稳导致国外用兵也不坚定的对手时是有优势的，而沙特等君主国固有的抑制军队以保位的政治传统也使得他们没有土耳其对外用兵时坚定。这从叙利亚问题上也能窥见一斑。
除了沙特外，传统强大的强人政治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出兵混乱区域增加对美等帝国主义势力换取支持的筹码，但是问题在于这会威胁内部的稳定。第一，还是笔者之前讨论过的物权政治与人事政治的关系问题。只有直接管物权的人才能控制住人事，而掌人事的却很难通过人事间接控制物权。这句话用在治军上同样适用，军队只有完全或主要掌握在强人手中，强人才有可能牢牢控制住军权。通过任何中间人都会大打折扣，削弱控制力。
而对外用兵很有可能出一个郭威或者宋太祖式的人物，因此大规模、持续性对外用兵是军力为后盾的军阀型强人不可接受的——因为实际上整个国家除了不外调、不远调的军队，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属于他的。
一旦外调，且不说波拿巴雾月式叛乱可能，即便单纯的以忠于军阀的最理想条件考虑，国内的食利阶层马上就能招兵买马，利用部落、教派网络掀起叛乱，而正规军中与之相关出身的士兵集体倒戈也并非难事。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将领一旦外放，勾连帝国主义后台越顶强人成为直接代理人很可能直接架空军阀强人，联合国内投机阶层里应外合推翻他。所以除非本身有稳定的阶层凝聚力或高度集权结构，强人政体很难放心持久外放用兵。而这一点在土耳其、伊朗发生的概率很小，因此泛中东国家中海外用兵意志最坚定的就是这两国。而沙特宁可烧钱像荷兰在奥格斯堡战争中为盟国养14万雇佣兵，也不愿加强自身军力，其原因也在于此。
土耳其当然也怕军变，2016年的未遂政变就印证了这一点。这次政变还有美国支持，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成功呢？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的腐蚀。这一点具体到军队上说，就是军队虽然有潜在不稳定性，但是使之内在分化与“下克上”，这种威胁就会大打折扣，自生自灭。试想如果土耳其军方利益一致，矛头对准埃尔多安，埃下台是必然的。但是最终没成功，为什么？显然是军方内部不团结，也就是利益不一致，其中主要成分与埃利益一致。
第一，埃氏并不因潜在威胁而迟滞土耳其军力建设，相反，他推动了与韩国合作的“阿尔泰”主战坦克、阿纳多卢两栖攻击舰、攻击无人机等项目的发展，使得军方获得经费投入更多，与军方相关的大型企业订单众多，获利颇丰，军方获利多，而若新亲美派推翻了埃尔多安的旧亲美派，为了结好主上，肯定要增加对美军购，这必然压减自产项目分得的蛋糕，使他们利益受损，这样军方内部就有了分化；
第二，土耳其国内并没有十分强的弟煮阶层与教士，相反，凯末尔改革后土耳其的世俗化氛围压抑了宗教倾向，而埃及现代性、皿煮、宗教三位一体的政策最大限度联合了舆论，这使得保护资产阶级发展的埃氏也成为教民的“庇护人”，所以想反对埃氏也煽动不起来；第三，即便杀了埃尔多安，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土军也很可能借民意和资产阶级支持来玩一次波拿巴凯旋，反将政变派一军。因此，政变军一没有利益同盟，二没有决胜把握，导致行动不果绝，这些都是政变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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