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黎元洪因参议院未通过施肇基外交总长任命，黎元洪批准施肇基辞职，以黄郛继署，又掉董康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所遗大理院长缺，以余棨昌继任。准许世英辞去安徽省长职，调任航空署督办，以阮忠植护理安徽省长。
早在1921年9月29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皖系傀儡）特任许世英为安徽省长。当时，皖系虽已失败，但原皖督倪嗣冲的势力在安徽依然很大。倪嗣冲希望通过贿选重新当上省长，但遭到许世英的坚决打压和北京政府的支持，帮助直系削弱了安徽文官系统的皖系势力；阮忠植是安徽本地人，他的上任实际上说明直系并不追求完全铲除本土实力派，而是寻求使他们“归附”和认可直系的统治，许世英虽然效忠直系，但是却不利于直系与安徽当地势力的结合，“皖人治皖”的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利益，使之更接受直系。
与安徽手法相似但阶段不同的是江西。3月23日，黎元洪令江西省长谢远涵开缺，特任徐元诰为省长，到任前由陶家瑶署理。谢氏任江西全省官矿督办，任命李守业为皖南镇守使。谢远涵是开明派官员，曾参加公车上书，辛亥后宣扬五族共和，并与孙中山多次合作。但是谢仅仅是一个“清流”，不善政治；陶家瑶是浙江人，对于还未稳定掌控的江西，与已经妥善控制的安徽相比就大为不同。
客官许世英去职，而由拥护直系的土官阮忠植接任；在与孙中山势力相接壤，未能完全稳定住的江西，直系授意黎元洪开缺与孙中山革命党有关的土官谢远涵，而调任安福国会的过气议员陶家瑶以客官身份来接任，这就经历了皖省的许世英阶段——弹压以逼服本地派与直系合作。引人注意的是，在任命江西省长职务的同时，还任命了与江西接壤的皖南镇守使人选，这显然是要给谢远涵等江西土官一个下马威，软硬兼施的推动江西的“安徽化”。4月24日，黎元洪任邓如琢为南韶镇守使，这是直系对江西的进一步武力控制。
4月25日，黎元洪批准殷恭先辞去皖北镇守使，改由李传业继任。任命王普为皖南镇守使。倪嗣冲从袁世凯时代就以安武军首领身份镇守皖北，下辖六个旅，第一混成旅旅长为马联甲，倾向直系的皖军；第二混成旅旅长为李传业，李鸿章时期的淮军旧将；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普为皖军中唯一陆军学校出身者；第四混成旅旅长为高世读，倪嗣冲的死党；第五混成旅旅长为史俊玉，非皖籍军官。而所谓的安徽补充旅，则由新兵招募而成，就像徐树铮西北边防军的第五旅一样，仅仅是偏师，不是主力。一三都是亲直系的派系，而二五两旅则是一主一客，但都和倪嗣冲没有什么利益联结，只有第四混成旅是倪嗣冲可信赖的兵力。
倪嗣冲在被许世英挫掉优势后，与皖北镇守使殷恭先之间产生了文武矛盾，而皖事已平，殷恭先所部又打砸抢烧，名声搞臭，只好与许世英一并裁汰，由土人李传业继任；而皖南则由名声尚可的王普接任，同时也算是重用他——皖系，又是陆军学校出身，最后还能收到直系重新接纳，而且还是镇守使一职，王普自然会死心塌地的效忠直系。
总体而言，直系的统合方法，仍然是“军事再封建化”（从汇丰银行和债务整理还款看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再封建化、从直皖战争说起：北洋三系的基本架构）。在政务上首先翦除土人的反抗派，然后把驻军内部将领直系化，架空土官武人的势力，实行“直接统治”；而后进行“间接统治”或者“委任统治”，即委托在军力基础上的被驯服的土人名流担任官僚，来弥合自身与土人之间的土客矛盾，这与之前的“封建”关系是高度一致的，采邑心态与军事保证，一方面构成了军事再封建化体系内部的科层关系，另一方面则建立起采邑自身与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依附于强行军力之下的行政管理再封建化。这种再封建化的衍生，从物质层面上说是清季以来集权体制的全面崩溃所致的农村真空局面，无政府状态造成地方实力派崛起，而税收、地方治安等权力的流失，使得轮庄做的军阀们不得不像扫荡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世侯”合作一样，与地方士绅合作，从而保证自身军事实力的可持续性——兵饷的补充与驻地治安的稳定性。
无政府状态最严重的就是直隶，河北后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匪患（民国长芦盐区南部匪情及私盐运贩调查(一)、芦台22场：清至民国的静海衰落、海河南岸匪患与“北宁路内卷”、民国长芦盐区南部匪情及私盐贩运调查 第三则），就是由于河北地区的军阀混战加剧了秩序解体，乃至连相对太平的京津一带都出现大量不可控的土匪，这是上文中所说的行政管理再封建化的进一步解体，也就是说，连上文中所说土客共治局面都不能维持，而形成了以流兵旧军、跨州连县的会道门为核心，赤贫的破产秾闵为主体的匪治安体系，这是社会失控的具象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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