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边银行总行设在库伦，1920年迁到北京。
由于战乱及其它原因，边业银行一直经营不善。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张作霖战胜了直系俊峰，张学良收购原来的殖边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增资扩建，该行由奉系地方势力控制。边业银行于1925年4月10日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再次开业，总行设在天津，张学良为总经理。在北京、上海、张家口、奉天、长春、哈尔滨、黑河设分行。
殖边银行之所以失败，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这个对象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单纯靠自然的经济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要殖边？除了国防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开发极差，所以需要拓殖、发展。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原来资源配置就不好呢？有人说是交通不方便，运不出去，有人说是当地贫瘠，种不出或者养不出东西，统而言之，就是赚不到钱，不论是成本原因还是产品价值原因。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地方就是吸收不到资金的，因为认识拥有经济理性的。经济理性不等于理性，它仅仅是就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言的，对于个人有利的事不一定对于锅架有利，甚至有害，比如说走私，或者殖边的不积极。
单一的经济自由自发说与制度派生说都是有问题的，制度是经济的形式，经济是制度的内容，经济不断地向着亚制度的层次量变、质变，制度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或者说这种挤压力）催生着新经济形态的产生，最终在自身能够形成新制度的物质基础上革除旧的形式，也就是旧制度。如果单独看制度或者单独看经济，都是不对的。如果一个经济体仅仅有自由和维持自由秩序最低限度的规则，那么这个经济体只有经济理性，不会有制度的维持和演进，也不会有经济形态的更替，最终只剩下自我的消耗，财富分配的极化，最终整体的毁灭整个经济体，又不得不自我的生成一定的限制经济理性的制度来维持共同体的运行。
所以说，把制度与经济看成是对抗性关系，在制度与经济中选出谁好谁坏，然后必须消灭其中一者的想法是十分愚蠢的，奥地利学派就是这种愚蠢的典型，当然，朝圣山学会可不是什么傻子，他们越这样宣传，金融财团的利益就越得到宣扬，所以说，外围的奥派不过是跳梁小丑，而朝圣山的奥派却是值得的战略对手，他们这批御用文人是沃伯格财团打国际金融战的核心宣传机器。
制度派生说其实也是一种攻击论，最早见诸芬纳的《统治史》，不过现在连西方很多人都不怎么信这种比奥派水准更低的理论了——专事英帝国史的英国学界巨搫约翰达尔文也明确表示“他相信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相信（芬纳的观点）”。一种所谓的源出自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日耳曼人萃化而出的“优秀完美”的政治制度是欧洲走向世界中心的力量，这种说法在丛日云一干老学究先生那里还是很流行的，仿佛谁天生就会有好基因，比别的文明都高一尺一般，按照这种可笑的逻辑，你天生不如人家，所以你在怎么努力，人家也努力，所以到最后一样，你拼死了也最多是个世界第二，而人家永远是世界第一，那么请问你的目标是当地二吗？当然不是。拼命的目的是不被他欺负，你第二，人家第一，还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欺负你，除非你当一条委实驯良的哈巴狗，人家自然不会随便打你这走狗——当然，如果有性命攸关的事情，主人还是会像伏地魔吸干彼得的能量，然后把它丢到一边一样。
制度永远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现实存在，而且制度永远分为文本与现实两个层面这在大总统在中华民国成为摆设和军阀勋章、拉美独立后考迪罗主掌共和体制、英美宪制的金融财团为实皿煮为虚的现实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此种种，无须赘述。回到殖边问题上，殖边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其资金的所有权没有分开。资本本身就是逐利的（因为人就是逐利的），所以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这些资本是根本不可能有效配置到边地的，殖边银行最重要的分行竟然是上海，可见这些资本根本没有得到好好利用。
资本的收益权与使用权应该分开，一般的商业银行股东董事模式在特种银行中是不能照搬照抄的——特种银行虽然也追求利润，但是首要目的不是逐利，而是实边。锅架为什么能做到执行？不是因为它有制度和强制力能够强行推进，而是因为它有已知且可行范围内最大限度承担风险的能力（以财政抵押担保），这是任何一个投资机构都做不到的。它能够“花钱买钱”，而且风险最小，所以拥有调动起资本向效益低风险高，但有投资意义的对象投资的能力。
第二，殖边的意义、目的都要搞清，这个方面北洋政府其实是迷迷糊糊的。回溯到前面几个直白的解释，成本高、开发价值低，这些都是殖边银行该做的——降低成本、开发利润高的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政府带头开发边地矿藏，通过矿藏贩运、出售获利补助交通干线建设，同时将余资用于偿付股息、分红；随着交通运力的进一步提高，增运技术设备入边，扩大开采规模，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发展综合开发体系，推进其他轻工业发展，推进综合治理。但是在董事股份决议的机制之下，价值浓厚的官僚、红顶商人色彩，使得殖边银行实际上处于监守自盗状态，逐利为本，而开发边地成了幌子。上海分行倒闭结业更是将边业银行（殖边银行改名后的名称）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到后期又成为张作霖的私产，这种逐利的经济理性被进一步放大，结合着第一点，就不难明白，边业银行很难搞好了。张作霖时期边业银行实际上就成了奉系控制的商业银行，虽然能够盈利，已与殖边的目的南辕北辙。
张作霖父子在1926年6月又将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到奉天。1926年7月1日奉天分行改为总行，即东北边业银行；天津总行变为分行。东北边业银行成立后，在东北各地先后设立分支机构26处，全国共有分行30余处。由于东北边业银行股东皆为奉系政府（从直皖战争说起：北洋三系的基本架构）要员，业务开展颇为顺利，经营日益兴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共有员工237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该行业务发展到顶峰，年纯益最高额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后，随着形势的恶化，营业规模日益缩小。1932年该行发行兑换券1135500元，存款285．5万元，放款352万元，纯益1013元。1933年存款233万元，放款321万元，汇出23万元，汇入23万元。1936年发行兑换券350800元，存款910625元，放款516702元，纯益10977元。
张学良西安事变之后边业银行彻底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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