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一直强调，做国际关系史，前产业经济时代与产业经济时代不能相提并论。资本主义三大体系形成后，考虑问题才主要国际体系与操纵该体系的大国出发；而在前产业经济时代，包括今天的很多小国，都是奉行“内政即外交”的架构，即便是世界帝国性质的大国，他的很多政策也多是由内部需要转化而来的。所以如果想研究透一个国家的外交与地缘战略、国际政策，就必须先懂这个国家的内在结构，而不是利用一些陈腐教条的术语、专有名词来套用，这是毫无意义的，顶多给西方同行培养一些愚蠢的教徒甚至癞皮狗罢了。
所以做古代国际关系史，一定要充分理解它内部的逻辑，而非泛泛而论的通过自己的喜好来片面的建构中心论，这是有偏见的、不科学的。譬如说我是精罗，我就基本上抱持着一种“拜占庭中心”的坐标意识去做阿拉伯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史；如果我是精绿，就把巴格达、大马士革当成世界中心，把拜占庭看成蛮子……如此种种，都是一种极短视的做法，而且这种倾向不仅在坊间的稗官野史中流行，也被运用到正式的研究中。比如某校研究生的一篇关于法兰克王国的论文，里面充斥着一股法兰克中心论的酸臭，不仅对萨克森人鄙视，而且对阿拉伯、拜占庭也抱持着“蛮族”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是两种体制的派生物，研究两者的关系，自然要从两国内部的情况出发。拜占庭虽然和罗马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从实质上说，拜占庭是罗马的二元寄生体制，逐步向汉的小农兵体制靠拢的结果，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虽然仍然有恢复西部的企图，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努力是没有太大效果的，反而是通过教会逐步加强土地财政和人员动员能力，最终又在军区制实现小农兵体制条件下，依靠军事贵族发动“圣像破坏运动”，打击、削弱教会弟煮势力，这样才迎来了马其顿王朝的中兴。拜占庭之后的“普洛尼亚制”，其实就是从马其顿后期到杜卡斯王朝以来小农兵体制被经济上弟煮兼并破坏的后果，以至于为了从土地上继续吸收资源，将自身无力控制的地方分封给军役贵族，以致出现分封化的倾向。
再来看阿拉伯。阿拉伯的早期阶段和蒙元帝国成吉思汗阶段很相似，都是为了保持住自身在头人-附庸的游牧社会中对于其他部落的优势， 也就是整个蒙古高原上的领导权而展开的扩张。这种扩张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并存一体，蒙古通过以前者供养后者来解决，而阿拉伯则抛弃了原乡，完全走两河的旧萨珊路线——当然，这种路线的不是纯正的三角集权，而是一种名义上照抄萨珊，但实际上运用分封的方法。
这种情况和金朝很相似，抛弃故地，也就相应地失去了战斗力极强的军事优势。
因此，为了保住边界，阿拉伯帝国无论是倭马亚还是阿巴斯，都积极推进东部的扩张，通过利用波斯人在东伊朗至河中的旧势力，重新分封远东部地区。
所以阿拉伯帝国在东部的经略，与其说是扩张，不如说是“扩张型防御”，和后来英国在殖民印度时提出的“科学边疆理论”是基本一致的。
具体而言，在整个伊朗高原，最贴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是西伊朗部分，重镇伊斯法罕、扎黑丹等都是屏护两河的要冲，“铜匠”萨法尔王朝君主进军威逼巴格达时，穆瓦法格亲王就在西伊朗与之相对峙。可见即便是承认分封的东部诸侯，也会威胁巴格达的安全，而这种威力在阿巴斯王朝草创之际，与阿巴斯合作的东部将领阿布穆斯林领导的呼罗珊暴乱就能看出。所以，为了牵制住这些比较靠近内陆的诸侯，就需要更远东部的诸侯来威胁近东部。而河中（锡尔河与阿姆河中间的地区，即东方典籍中所称的“粟特人”或者“昭武九姓”所在地）相对发达的农业就为这种屯兵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葛逻禄、样磨、突厥等蒙古高原西遁的游牧闵租的奴隶，又提供了新鲜、充足的军事血液，这从古拉姆禁卫军多次在萨曼、哥疾宁等东部诸侯内部干政、叛乱就能看出，突厥奴隶的军事使用有多么普遍，以至于能够出现这种情况，最远的奴隶兵干政甚至可以追到埃及的马穆鲁克诸王朝。
就在这样的互相牵制与整体国防需要之下建构起层层的诸侯体系，阿拉伯的军事力量调度虽然在内陆与近东部、远东部之间关系相对平稳、协调情况下发挥出较大潜力，但是持久作战并不可靠；马其顿王朝的小农兵体制虽然在开战之初不占优势，但是随着战争越拖越长，形势就会越来越有利于拜占庭。事实上也是如此，阿拉伯帝国逐步就难以维持与希腊人的争霸，逐步在分封的内卷和945年白益王朝把持朝政、塞尔柱突厥人等外来军事强权的轮回中名存实亡，而拜占庭却能相对“苟延残喘”得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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