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奴隶贸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除了欧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后，为了满足种植园的大量劳动力需求而进行的黑奴贸易，在中古时期的北印度洋地区，也一度存在着黑奴贸易。而这类贸易的主导者就是阿拉伯人。那么这个奴隶贸易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皮雷纳命题”。
阿拉伯人的突然兴起，对西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说“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Pirenne, 1939: 234），这被称为皮雷纳命题。该命题强调了伊斯兰扩张征服与中世纪西方形成的密切关系。在皮雷纳看来，匈奴和日耳曼各民族的入侵虽然直接导致了西欧在政治上脱离罗马帝国，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蛮族统治并没有造成西欧与罗马帝国的分离。
皮雷纳命题所针对的是笔者在《万国觉醒》：拜占庭与阿拉伯，真的是菜鸡互啄？、《万国觉醒》：汉与罗马在消耗战中没有赢家中所提到的寄生型帝国。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与《俄国史教程》的作者克柳切夫斯基一样，都是过分强调商业的作用了。不论是法兰克还是基辅罗斯，都不是一个以商业立国的国家，即便按照威尼斯做参照，一个标准的海商国家，其对运量最大的粮食进口供给的依存度也不到10%，所以说过分夸大商业的作用是有害无利的。即使挖出来的考古资料多为商业内容，也不能说明这些地区依靠商业过活。
这是很容易想明白的经济问题，有多大量的商品交换，就一定有不小于这个量的商品生产，如果当地生产不了这么多的商品，就肯定是从别的地方输入的，对于古代运力，前已有述，即便是16-17世纪的开足马力从东部殖民地运粮的海洋国家威尼斯，其运力也不足以满足需求，而罗马时期的航海技术最佳也不会超过新航路时期，同时罗马的社会结构也并非海权性的外向型结构，即便与东部也仅仅是奴隶贸易为主，人力资源的商业化导致了农业劳动的部分奴隶化，与债奴（经济奴隶）共同构成了奴隶生产的主要成分。
而且，古代的产业分工联系并未形成，根本构不成制造业倒灌农业等其他母业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一种算术增长模式，商业则是对这种增长成果的简单转移。商业的繁荣，恰恰是对农本社会的一种内耗型危害（以罗马为例浅谈内耗型商业繁荣与产业增值型商业繁荣的本质区别）。所以，西部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长期地、主要地依赖于跨地中海商业的。既不符合古代经济规律，当时社会条件下也不适宜于推广发展。而且这种状态一旦达到盛期，就意味着接近终结——原因很简单，消耗型经济越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掏空就越严重，这种平衡的关系就越会接近破产，这种繁盛必然导致“传销式”的崩塌。
古罗马世界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地中海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蛮族被征服后依然存在，并决定着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但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狂飙般地扩张，决定性地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命运。它打破了古典传统，导致地中海世界的分裂，穆斯林控制西地中海，拜占庭占据东地中海。在这种局面下，传统的地中海贸易中断，商品经济日益萎缩，墨洛温王朝在西欧衰落，随后加洛林王朝兴起，查理曼的国家退回到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在阿拉伯人扩张的年代，特别是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市场化程度比罗马帝国和墨洛温王朝要低很多。罗马帝国是一个由2000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Devroey,2001: 105），城市是统治精英和宗教精英的聚集地，财政收入不仅依靠农业税，还依靠对商业活动收税。
令人十分疑惑的是，在一些明显被夸张的运输条件下才能完成的事，在“罗马叙事”中都被描述为经常性的“例行公事”，甚至成为某些主体性的内容。“市场化”、“资产阶级”“工业”等现代性极强的词汇被混用到古典时期的经济分析中，而且被歪曲了本意，形成一些四不像的东西。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可以把基辅罗斯算成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古代国家——仅凭现有的零碎不堪的资料就断定研究对象主要的性质，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现存已知的出土文物和史籍在商业领域的多，就说这个对象是商业为主，这是死扣字眼的恶果，不切实际。
这么多的商业活动，甚至构成了主要经济成分，那必然有足够的商品供应，可是古代的交通运力和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农业生产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如此庞大的商业活动圈，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17-19世纪以来，研究者潜意识地将大英帝国的全球商业景观映射到罗马研究中的一个结果。罗马帝国就像奥古斯丁为上帝之城做铺垫的四大帝国一样，成为近代史家对于大英帝图景的一种注脚。从这个角度上说，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有了黑色的幽默感。罗马已经被严重地神化，成为缺乏古典帝国记忆的西方人弥补闵租幼年时代的安慰剂。
罗马时代，罗马人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取得地中海的统治权，并且建立了一个环地中海的贸易区域，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在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由于罗马帝国完全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罗马与各行省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国界，环地中海的贸易实际上是帝国的内贸，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关税甚低。在帝国强大的海军威慑下，商业不受海盗的侵扰，海上航行十分安全。帝国为维护贸易，精心设计了道路网，建设了有灯塔的港口等，这就使地中海贸易获得空前的发展。罗马城作为贸易中心，100万人口的食物大部分来自西西里、非洲和埃及，小部分是通过市场购买到的谷物和西班牙油类。
罗马大规模建筑所需要的食材以及观赏用的动物也都来自遥远的地方。驻扎在边境各省军队的供给大多是通过河流从海上输入的。帝国殖民地城市对外来物品也有需求。西欧各省和巴尔干也通过贸易获取大量体现罗马生活方式的商品，如酒、橄榄油、武器、工艺性的金属器皿、精美的陶器和玻璃器皿。另外，还有来自东方的丝绸等。而加洛林王朝则由修道院和乡下的庄园组成，是一个“去城市化”的社会。加洛林王朝的武装力量也不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常备军，而实行服兵役的制度。
来自遥远的地方这一段的叙述从第一句就令人难以相信。即便按照现代的思路，既然这么多物资都是从外部输入的，说明本地没有多生产同类产品的手工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食物、手工业品都是从外部输入的，那本地居民从事什么职业来买得起这么多外来商品呢？既不是农业，又不是手工业，只能是商业了，而且排除上述两类行业之后，得出一个令人诡异的结论，就是全民皆商。这可能吗？这么大的市场，他的购买力从哪来？他用于运货、出售的成本从哪来？这些叙事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而且令人后怕——这难道不是只有庞氏骗局才能自圆其说的无出其右的谎言吗？
且不说资金流动、商品运力的供应能力根本达不到，但看这个循环就有大问题，假设这些人都能够去东部进货，那采购的巨额资金从哪来？没有一个客户量极其庞大、信用极好的资本供应方，这些都是不可能形成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大央行和众多分支的商业银行，罗马显然是没有的。个体高利贷呢？这更有问题了，提供高利贷的各个个体为什么要冒着很大风险，不自己投资奴隶种植园等不动产或者自己经营远程贸易，而贷给一群与自己相比，身无分文可以抵押的穷光蛋身上呢？这是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所以说，商业成为全体居民的基本职业，在罗马时期是不可能的。
从这一段看，罗马历史撰写真的受到近现代史映射的严重影响，以致出现盲目套用现代内容，把产业经济增长模式带入数量增长模式下，抹去了古典时代实在没有的银行等金融公司组织，还幻想出海权帝国的一系列内容，把19世纪铁路、轮船、军舰等系列物件都扔到罗马史之中，只不过包装起一层冷兵器与前产业经济时代的“古色古香”的皮，这样就使得罗马看起来符合大英帝国“自古以来”的“继统”了。
四个消失是皮雷纳命题的四个经验证据（Lopez, 1943）：第一，草质纸的消失。西罗马帝国时期，进口的草质纸在教会、政府、商业等部门用于记录、保存资料、书写商业契约等。但是677年之后，梅罗纹加王朝就不再用草质纸书写皇家公文了，不久后高卢修道士和商人也停止了使用草质纸。第二，是奢侈纺织品的消失。梅罗纹加王朝时期，皇宫贵族还穿着丝绸和锦缎，但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就是简朴的弗兰德毛纺布了。第三，金币的消失。第四，东方香料的消失。
皮雷纳命题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洛佩兹（Lopez, 1943）质疑了四个小点。他认为草质纸仍然在意大利使用。高卢地区是因为罗马法限制了草质纸的使用，而不是伊斯兰世界切断了草质纸的供给。奢侈品和香料的消失是因为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洛佩兹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改变偏好），而不是阿拉伯人限制供给。金币的消失则是因为西班牙的阿拉伯政权采用了银本位制。丹尼特（Dennett, 1948）更理论性地批判了皮雷纳命题。他认为阿拉伯人既没有限制西欧贸易的动机，也没有限制西欧贸易的能力。
“阿拉伯说”虽然较之西欧中心论有一定的进步，但是却仍然没有摆脱混淆现代性的顽疾，仍然用旧有的商业主体思维来建构。真正引起西部衰微的是西部奴隶经济的崩溃，尤其是奴隶输入的骤减、本地奴隶的隶农化等因素，造成实体经济对交换圈的脱离。真正强调商业的是军队，而不是经济的主体是商业，这是西方学界对于罗马经济估计最大的偏离，而从这个角度看，很显然，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还是政治史的史料，这又犯了上面讨论中所说的错误。
由于罗马政权实质上仅相当于一个庞大的雇佣兵集团，对于农业的实际控制力并不强，也就是说，构成社会主体的农业精英——弟煮和奴隶种植园主，都没有被罗马政府真正控制起来，又不敢动他们的蛋糕，只好更依赖商业与商税。以致通过奴隶贸易等商业获利的军队，遭到沉重打击，财廪兵饷等供应链的瓦解，使得军队无力应对边境危机，而强行从转型弟煮获取农业税又受挫，使得整个帝国全面崩溃。
当金融庞氏骗局的逻辑越来越难以支撑合理性时，他们又抬出了东部供养说，须知罗马帝国的崩溃虽然是西部衰落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西部本身在数量积累的增长模式下就是不如东部的，他的商业繁荣仅仅是我之前在“迁都经济”中所说的“强加的繁荣”，一旦构成这种繁荣的制度性强力崩解，他的繁荣就会缩水回原本应有的样子。西欧虽然受到了蛮族入侵的影响，但是排除这部分战争的损失，西欧农业基本恢复之后的情形，也就是几次“拓荒运动”之后12-13世纪西欧的经济，才是真正毕露的“原形”。所以说罗马帝国的水网，主要指的就是这种“迁都经济”造成的不真实的商业繁荣，与其所支撑的雇佣兵集团统治的衰亡。
阿拉伯所谓的封锁并没有实在要紧的影响，至多会让一小点贵族的奢侈品消费变得困难些，但是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是在必要，他们还可以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航线获得替代品，怎么会因此受到“经济衰落”这样核爆式的打击呢？穆罕默德不出场不会使得查理曼出不来，这两者并没有必然关系，因为这种过于自信的论调建立在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经济幻想之中，前产业经济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匪夷所思的戏剧。
一方面，阿拉伯人与各色异教徒都开展了贸易，包括中亚的游牧异教徒、印度和东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甚至拜占庭的基督徒。同时，阿拉伯人不仅与他的政敌——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通商，也与依附它的意大利基督徒缔结商贸协议。阿拉伯人没有理由专门针对西欧的法兰克人实行禁运。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在827年占领西西里之前是不可能对西欧实行禁运的。丹尼特重申了传统观点，西欧贸易出现衰落是因为蛮族入侵和经济衰退。支持皮雷纳观点的阿歇特（Ashtor, 1976）反驳说，正是阿拉伯人的扩张造成了地中海地区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阻碍了贸易的发展。所以，即使没有刻意地进行地中海地区的禁运，阿拉伯人的征服和扩张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该地区贸易的衰退。Findlay and O'Rourke（2007: 73）进一步引申了皮雷纳命题，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看作一股逆全球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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