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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为名的《等待戈多》:婆罗门与刹帝利的苦肉计

预设的纸面權力和实际的權力是两码事。很多人说中古阿拉伯世界是砖纸的,而印度社会是愚昧的,恰恰相反,这两个世界都是高度自由的。为什么这么说?

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但是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种精英的自由——婆罗门心态与刹帝利心态。这两种心态笔者在之前的《小共同体本位拥趸心态考》与《文化决定论背后透露着婆罗门的野心》两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在阿拉伯世界,军事头人可以凭借军事力量暴起,随时掀翻传统的政治格局,也会随时因自身的式微而跌落神坛,西游记里说的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用在Z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想当就当成,而在阿拉伯不一样,这句话真的可以成真。而这正是“尚武情结”的小共同体本位者所梦想的境界;印度则是知识分子的“天堂”,你所见到的神棍、宗教发明家,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不受控制后的“不羁放纵”的样子,他们可以任意地操纵蛊惑愚/民,将自认为对的精神灌输到他们想控制的人的头脑中,成为“领袖”。

因此,这两个世界虽然都是失败的样板,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实验,也就是当锅架被“武者”(自由的武装分子)或者“智者”(知识分子)所完全控制会是什么下场。他们首先考虑的都是自身的利益,前者仅仅抓住军队不放松,盘生枝节、裙带,构建自己的王国,用弹压抑制一切的矛盾。后者则喜欢创造自身的崇高性,在精神控制的基础上成为君长,操弄世俗,使世俗服从于自己。这都是说他们完全控制局面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后果,如果加入更实际的考虑,就会有军阀混战、祭司乱斗。

秦晖在论述西周到先秦的社会中,经常把封邦建国体制下,类似于西方封君封臣制的个人联结关系称之为“小共同体”,而秦制的大一统则是对这种小共同体观念与社会组织的彻底毁灭。有人将这种东西皆有的小共同体论视作牵强附会,其实,这种小共同体在东西方确实是都存在的,某专门研究中世纪的学者称“拂特制”(英语封建制Feudal的音译)与西周先秦的社会组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多数封君封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西周有。这是很奇怪的。

两者的差异被夸大了,因为无论西周还是封君封臣制,都是既有非血缘成员,又有血缘成员的,而不是一者只有血缘,另一者只有非血缘者,两者没有完全不一样;其次,西周是建立在本族人军事征服的基础上才形成的多血缘成员分封,而西欧很多王国的征服根本没有达到西周的程度,很多仅仅是遥领臣服,所以没有充封血族也很正常,而且中世纪频繁的联姻与血子分封都说明拂特制同样重视血缘分封。不联系实际就简单化的将两者对立起来,实在有为“西方例外论”解释西方近代领先“以论代史”的嫌疑。

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武者”和“智者”能在阿拉伯与印度获得自由,就是因为这两个世界的社会是完全无政府化的小共同体本位,官府实际控制的仅有少数城市,而广大的生产的农/村,都处于领主头人或者神权祭司与弟煮的联合统治之中,而这里壁垒分明的分化出贵族与农奴的现实,使得“政/治”的理想得以实现,也就是上回在“政”与“治”分别是什么?“政治”又是什么?中所指出的“以正直的法度来纠偏,管理怙恶不悛与桀骜不驯的对象”。

小共同体中大部分成员被体制限制,因缺乏教育和良好生活的机会而造成的的无知,以及社会生活上的无权状态,都使得“管理怙恶不悛与桀骜不驯的对象”这一条成为现实;而养尊处优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正直的法度”的捍卫者与宣教者,他们凭借“神授”的合法性,以教化与武力实现“凡牧民者,欲民之善”的名义理想。分封社会的文化本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能明白他们两者对于小共同体的渴望真正的根源了:因为这能实现他们的独夫之心。这种称王的自由就是他们的终极理想。他们所想要的自由绝非是全体人的,最好是只有他们自己的。而嘴巴上说的自由,仅仅是用来骗取听者支持,帮助自己走上王位的垫脚石,就像闵晋档的街头政治一样,口里喊的是社会良心,其实是拿社会良心腌菜吃。用自由的空头支票来骗别人帮他们自己获得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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