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着重讨论了max语境下的秾闵概念。在俄国村社问题读书笔谈 甲、俄国村社读书笔谈 乙两篇中，我们也对这种以社会交往范式为内核的定义予以了详细的分析。这里我想再强调一遍的是，社会的视域其实暗含着在哲学讨论中业已发现的，但被历史庸俗化所掩盖的性状。这就是第一次讨论时我们着重分析的内容——对立统一，也就是利己趋向的运转。它的相对静止理解就是物质性为主的存在性。这就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唯物主义的“唯物”，并非是通过庸俗的直接物质或者经济现象决定论体现，而是物质的中心性，即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背后的两种活动同属于物质的理念，这种体现在利己趋向的勾画下又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实现了实践上与逻辑上的自洽。然而，一旦这种综合贯通的工具被形式化，沦为简单的孔德式社会现象学，就会丧失其真正的历史解释功能，流于表象。所以这种光芒在出生的一刹那达到巅峰，而后就马上黯淡衰减下去，变为一平庸、书斋的匠术，而非经世致用的学问。
回到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加细致的分类，也就是farmer与peasant的区别。他们认为，前者是“职业农民”，后者是“身份性农民”，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分析过，十分有意思的是，恰亚诺夫的理论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是他提出的“主观满足”与“辛苦程度”标准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标准说明了一些农民在土地投资中有时并未达到经济学最高赢利点的原因，而这种糊口理想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小农与市场化农民之间的区别。对于farmer而言，他们追求“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获得更大利润的生产”。
不过，相比于一般西方学者较为武断的两分法，金雁与卞悟客观地指出，农民身上既有peasant特质，也有farmer的一面，不能武断的通过其中一者的标准来定义农民化或者反农民化，这都是不严谨的。因为通过两种不同的标准，很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实际上peasant与farmer都是秾闵身上一体两面的属性，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后者逐步取代了前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peasant意识在秾闵身上消失了，而是在具体条件的变化下居于次要地位，一旦有需要，他还是会服务于人的。（注：此文中一切秾闵之称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仅因系统过审问题所改写之通假字，读者无需误会，后文再出现相应字句请自行理会，不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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