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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的掠夺分封传统:以浩罕为例分析“帖木儿时代的恶习”

帖木儿时代的恶习在中亚一直持续下去,这从1700-1900年间的中亚历史都能看出。前几天看了一篇关于掠夺型国家的文章,分析得很好,主要讲的就是吐火罗斯坦(阿富汗古称,以下过审不便时地名一律用古称,读者请自行查阅理解,多有不便,敬请谅解)的问题。如果从广义的地理范畴看,阿富汗既可以归入中亚,也可以归入西亚。M.A.捷连季耶夫在《征服中亚战记》中对于张格尔叛乱之后的蒙兀儿斯坦历史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不仅是帖木儿的老家马维兰纳儿仍然保持着分裂混乱与传奇式的旋风征服,当地的突厥语闵租还将这种混乱与灾难带到东察合台,也就是蒙兀儿斯坦,在向阳地(东察合台的南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沙俄的殖民扩张是其中一方面,而本地的军事贵族肆意的侵略扩张也不容忽视。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帖木儿时代的恶习”。熟悉中古中亚史的读者不难感觉到,中亚的历史有一种玄幻的传奇色彩,也就是说,当地的政权变易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转瞬改变,这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来说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幸免于难。从社会结构来说,这和之前我对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蒙古等社会的解释是一样的(从突厥官制解读游牧社会的典型结构《阙特勤碑》突厥文部分注(一):东突厥与西突厥灭亡原因浅析)。其政权本身就不稳定,受到不同的军事贵族的动态平衡所影响,其中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就会成为头目,而联合其他被他暂时征服,但实际力量并未受到重挫的军事贵族的部落组成一个大联盟,这个大联盟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因为各个被统治的部族不愿被统治,所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最强部族却因为自身要平衡不同支脉之间的力量,是整个部落不致分崩离析,还要大大分封自己的宗亲,而在这种分封之下,自己的部族、牧场被越分越小,最后自身由于代远亲疏,人事政治必然衰败的规律而衰落,其他部族趁势崛起,而他们新崛起的部族因为内部相对团结却没能实现真正集权,以及外部部族联合起来拼命他们可能也不是对手等原因,使得他们对其它部族的征服,只能限于对其首脑的打击,换上对自己暂时俯首称臣的该族内其他宗亲,这样就算征服完成。

但是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统一,而是一种表面的征服,而这种征服里,被征服部族之所以投降的原因有很多,有的确实是在某场战役中拼尽全力而失败,这样军事上暂时被打压下去,有的则是内部为了财产和政治权利再分配而发生内讧,或者在野者希望通过外部打击将当权者赶下台,而真正竭力过而被打击下去的很少,因为草原之上的力量都是动态平衡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正完全被打压下去灭族的不多,因为草原社会中经济与军事职能是同一的,也就是说,草原上负责供养祭司和军事首领的牧民,同时也是保卫整个族群,并对外侵略掠夺的士兵,这和中原一度实行的小农兵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后来中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日臻完善,逐步代之以招募常备军,而不再是战时临时动员。

而且本身小农兵和草原的头人附庸社会里的附庸士兵也不一样,小农虽然受国家徭役和赋税的征调,但是本质上是自由人;而草原上的牧民,因为维系社会的是人事政治,也就是以宗亲血缘为主脉,人身依附的半奴隶财产观念为背景,所以服用实际上就是比奴隶稍微好一点的人身财产。建州女真下臣属者,特别是仆役喜欢自称奴才,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这群受产奴隶,他们在草原社会上的“文化人”看来,在替他们的头人,同时也是领主放牧,这些羊群虽然在实际物权关系中是他们自己的,但在草原的“法理”上是属于领主(头人)的,而这些附庸自己也是头人的财产,所以他们依附于头人是“天经地义”的,是基于一种想象的财产关系,只不过这种财产关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这样也形成草原社会的政治基础。

而从上层看,军事贵族与祭司等宗教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是核心,而因治理全族而丧失实际军事领兵大权的首脑为了维持自身权势,也会在两者中间采取不稳定的摇摆措施。军事贵族总是通过战斗获得更多财富,而通过和平的政治分封衰落,甚至受到一直如神龛般享受附庸献祭的祭司贵族的落井下石。因此,无论是军事贵族还是丧失掉大部分兵权的头领,都愿意对外扩张,否则自身的势力就会自己逐步衰落,而衰落会导致其他被降服部族的叛乱,同时祭司贵族也会趁乱发难,事实上控制本部落的实权。然而只要对外扩张不停止,掠夺的财货、子女牛羊金帛不断绝,分封就永远伤害不到汗王本部的实力,反而会增强自身的实力,虽然军役贵族再想夺取汗王的地位就更困难,但是自己随从出征,也能或得大量的好处,一旦汗王受挫,他们仍然可以在他阵亡或者被政变赶下台之后夺權,所以并不吃亏;对祭司贵族来说,虽然自己难以趁乱发动政变,但是自己也能分享战利品。而对整个部族与其他臣属地位部族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头人-附庸社会的稳定,就是建立在不断对外扩张的基础上的。

懿思闌教的产生更使这种斗争混乱。这里又需要说一下这个宗教。之前在土耳其等篇中已经写过(土耳其讨论一:从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案例看中东现代性悖论的弥合),其思想是典型的中央集权上层建筑与原始共和的战士分赃的杂糅,充分体现了部落状态下如何以神王姿态,依托意识形态影响力和财富,形成席卷不同部落的神权葛明的过程。只不过这场葛明到最后并没有走完全程,因为具有立教者权威的人过早地死去了,再想改变整个结构,从军事体制回归到集权稳定的世俗社会就十分难。而这种宗教与之前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模糊了祭司与武士之间的界线,使得任何一个自称马赫迪的野心家都可以揭竿而起,反而宣布自己是效仿线支的古迹,而这不仅威胁到旧祭司的权力,而且对军事贵族也造成威胁。结果就是本来就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断混斗的头人-附庸社会更加混乱。可以说,他们给游牧社会带来的虽然有文字,却都是些不断制造混乱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婆罗门在这个地方既可以当刹帝利,也可以做本职,而刹帝利与吠舍也可以揭竿而起做婆罗门,然后所有人都可以位置热血沸腾的乱斗。

所以即便在河中地区稳定下来,有了一定的农业,甚至在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影响下建立了近代化军队和政治制度,骨子里还是这一套没有变,只是他们变的更含蓄委婉一点,有了一点现代文明的画皮做掩护罢了。浩罕、布哈拉与希瓦(即古代的花拉子模)三国,是后帖木儿时代河中地区的主要的回化王国。他们的政治很不稳定,但是仍然可以从上述三方面理解。

从传统的头人附庸社会结构看,强化伯克-军役体制,并建立明确的国王政体,能够以毒攻毒,利用这些军贵牵制传统的祭司与财主,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和阿拉伯帝国衰落时期的伊克塔是一样的,都是对事实分裂中头人弟煮的既得利益的绥靖。传统论者往往喜欢把伊克塔与西欧的军役贵族分封相提并论,实际上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西欧的国王也对地方难以领有实权,但大多数贵族都是自己南下罗马时带来的军役扈从,都是自己分封的;而伊克塔早已是巴格达经过倭马亚、阿巴斯两朝分别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镇守羁縻失败后的彻底妥协,是一种政策上的投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东伊朗,特别是从霍拉桑、霍斯特到突骑施的所谓阿拉伯帝国广大远东部,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乃至西伊朗大为不同的社会模式。巴格达可以在两河与西伊朗地区可以建立军财政的三角结构,形成稳定的世俗社会统治秩序,但在远东部,都是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头人社会,即便有农垦,也是军事贵族与经济弟煮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即便是农村,也是不该原先游牧时期的附庸关系,都是武人,所以如果你想统治他们征收税赋而不是直接消灭干净,你就必须与这种社会共存,然而,无论是塔黑儿王朝、萨法里扬王朝这样的波斯人东伊朗督军王朝,还是像萨曼这样的仿西部三角集权王朝,都在此失败了——前者是由于内讧和头人的叛乱,而后者虽然成功改造了一部分头人农村,形成比较世俗的社会结构,但是在武力上却严重衰落,不得不招募古拉姆奴隶禁卫军,而正是这支突厥奴隶造成了王朝的毁灭,引狼入室,而这一幕在阿尤布王朝的毁灭中又得到了体现,掌握武力的马穆鲁克贵族在埃及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所以最后这种分封也不管用了,只好代之以完全放任不管的策略,也就是完全让这些头人弟煮自己玩,自己打,但是为了保留巴格达最后的一点哈里发脸面,也美其名曰伊克塔,这些土地还是我中央王朝“分封”给你的,实际上两方都心知肚明,什么分封,只是你封疆大吏的诸侯都呆不下去之后给这些土匪地霸口头封官,然后溜之大吉的借口。

所以,帖木儿之所以旋风式完成帝国扩张,又昙花一现最终土崩瓦解,以致子孙巴布尔丢下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的老窝,“象在棋盘上一样,在格子之间移来移去”(巴布尔自传所称),最终彻底逃离中亚,到印度亡命的历史,并不能说明帖木儿真正征服了从信德到格鲁吉亚、士麦那的广大领土,起舞功有多么强悍,而是反过来说明头人化,也就是基层军阀化的地域已经从远东部扩展到西伊朗,甚至小亚细亚一带,社会经济与文明受到了多么巨大的摧残与伤害!而帖木儿也不是一个懂得好好治理的明君,既无法像伊斯玛仪那样进行基层去武装化,又无法如阿巴斯大帝那样引入更多的海外贸易,繁荣商业,所以帝国不仅做不到长治久安,也无法让任何一种行业得到更大的繁荣,唯有他自己的战功赫赫于史。这是一种毫无疑义的帝国征服,不仅没有给他征服的地区带来繁荣,而且这个帝国也没能维持下去,只是对伊克塔乱世的一种变本加厉的破坏力的展现。

这种情况直到伊斯玛仪的红头军大革命才得到转圜的窗口,但是小亚细亚一丢给奥斯曼,整个转机就完全丧失了。萨法维王朝自己也成了这种转机丧失的牺牲品。波斯最早的边疆在锡尔河,萨曼王朝覆灭后,波斯人在东伊朗活动的“传统范畴”退却到阿姆河一线,而浩罕、布哈拉与花拉子模,就成了它边疆上时叛时降的墙头草,波斯没有灭他们,并非是武力灭掉并入自己领土范围,而是不想遭遇拜占庭灭掉可萨汗国后的窘境,把自己的屏障打掉了——不要忘了,三国北面不是北冰洋,而是钦察草原,有月即别(乌兹别克)、哈萨克(俄国称吉尔吉斯)和浩拉依鞑靼人(中国古代的黠戛斯,波斯史籍里的白匈奴,是真正的吉尔吉斯人,苏联初期称吉克卡门吉尔吉斯)等游牧民族的威胁。所以,留着这三国,对于波斯是有利无害的。

从现代国家体制看,比较完备的体制与成文法律,可以为他们的国王合法性提供依据,遏制那种旋风叛乱的势头。而且也能逐步培养起一直服务于自己的职业军队,而不是被伯克们控制,毫无纪律,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效命的军阀部队,并最终取代他们。而这也与教义最终实现神王集权统治的目标相吻合。但是,传统关系仍然通过新的国家体制发生作用和影响,计划中被集权的军事贵族也不会坐以待毙,而是继续维持自己的势力。阿古柏入侵xj,其实质也是伯克掌握大部分兵权,不仅控制原有的附庸兵,还要拿走国王组建的新军,以彻底架空汗王。而且,这种架空本身就和桓温的野望一样,都是建立事实上以自己为中心的新政权,而这又符合对外扩张维持威信的游牧分封统治逻辑与宗教中建立在分赃共和基础上的“皆兄弟”体制,因此,阿古柏东侵,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架空夺权,还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就是扩张分封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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