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谈到儒的最初三种含义，一个是三代时期的负责生死礼仪的官吏；一个是说文解字式的理解，偏旁是单立人，右边是需，合在一起就是“人之所需”；最后一个是通假字，通“懦”，也是最简单的形声义，“心之所需”。三者的含义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分别从人的死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去展开，儒的本质并非是一种看起来彬彬有礼的态度，这是修养、礼貌，别的文化中也有，并不是儒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殊本质，因此不仅要从经验出发理解儒，还要通过历史和逻辑去深挖其内核。上面三种含义，已经充分表明了其人本的中心性。溯其根本，就是对人生活的认识论与方法学。
其中的历史因素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姬周时期王权战胜神权的血缘神崇拜痕迹，实际上就是以世俗神压制偶像神，取消祭司的神圣性。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王是承认有神的，但是神的解释权和神的被崇拜利益，都是由王自己承受的。在权力层面就已经预设了人高于神的基础。血神崇拜的神，也是与王有关的自己祖先，为了应付汤武革命和姬周代商，也仅仅搬出了一个“天命”，而很大程度上天命又是君主的神性父辈。可以说，神因人贵，而非人因神贵。但在理论中为了自洽，以及体现自身的威严，他们又会把自己塑造成君权神授的客体。儒在这一过程中就是神人交接的礼仪。如果更广的联系到人之所需与心之所需，就更能说明问题。费尔巴哈说神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这是宗教对于不存在和具有不存在属性的存在——意识的混淆所导致的。精神本身的二元性——内容的不存在性与形式的存在性，使得人认为精神不仅可以连接神性，而且可以派生存在，孕育万物，被神遴选的“高等”的精神就能实现这一切。心之所需就偏向不存在的、精神的特质，而人之所需就倾向于存在、动物的需求。破除利己与自由两种因素之间欲望得失的壁垒，才能实现最彻底的自由，而在哲学不存，巫术未艾的上古，这种寄托，就通过信鬼神来调和。
鬼神并非后世意义上打来霉运的阴间腌臜，而是精神的本体，而这种本体又与因人而贵的血缘神同构，人所以敬鬼神真正的对象并非是鬼神，而是得其福分的活人。人和神的对接是有条件的、有阶段的，春天不能做冬天的事，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是十分不同的。人可以神化，却只能在得遇安顺或者死得其所的离开人世后才能成行，神的意义也在于给予生人以福利；相反日本的神人都是无序的，人可以为了自身的解脱或者自认为的净化而死去，企图通过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自由的进入死的世界，达到自己化神成仙的自私目的，而神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庇护和供给福利而存的，更像是一种自私的强者，所以日本的神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压迫，而化解这种负罪感的更是极端化的方法，通过损毁来表达对神的补偿，尤其是对自己。祭在日本更多的充当一种节庆，然而大陆上根本没有这种“阴间味”十足的提法。虽然祭现在更多的表达引申义，但仍然可以说整个日本风俗都是鬼神化的，而人与鬼都是自私的。儒的意义就在于帮助确立每个个体成人、化鬼神的时辰，使得他们能够相望，却不能无端乱入对方的世界。而最方便的界线标定物，就是血缘的代际更替。人死人生，都是不同阶段的标志，每一阶段就像四季一样，都有各自的固定周期，不会在没有特殊大变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因此生时便做好生，殁后便不滋扰前世，只能默默祝福。这样便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神人紊乱的状态。儒就是保持这一秩序的司仪。
后世的儒，则主要强调秩序对现世的规范作用，使之符合君主的威严，以及宗族的强压。这里既有形势的中央集权化的影响，又有人的自私。何谓自私？一乃自我神化的膨胀，拿鸡毛当令箭，知识分子固有之弊病也，然而他们也是“含蓄”的伪装者，公开的自吹自擂会被人鄙夷，所以要夸大自身拥有知识的价值，对血神秩序的推崇就是在变相的推崇自己；第二就是自身的社会地位，这里专指血亲之间的关系，可以凭借族权来实现对整体的威压，而这种威压的好处既是物质的，又是满足心理虚荣的。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是谋俸禄，可以得到朝廷的回馈。儒自身的异化就是最大的动因。
随着中央集权模式的深刻变化，宋及以后的诸王朝不再推行抑兼并的措施，与之相配套的禁止独姓村的政策也被废弃（原先是为了防止以族权之名故意混淆物权关系，形成事实上的土地集中），大的宗族文化重新产生，而这时出现的一系列“义庄”、“公田”，都是宗族合居的衍生物。这样又为上一段中的第二重目的提供了增殖的空间。一直延续到明清，则以潮汕为典型。儒自身的现实血缘秩序卫道士意义更加显著。这也是鲁迅在《祝福》等篇章中批判的重点。
现在很多人解读儒，只是站在想象的角度上，把今天西式的知识分子套进去，把原先东周及以后的儒身上小布尔乔亚自私性予以美化，就像吉本写罗马人，只是把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套上堂皇的托加一样，换汤不换药，表达的都是今天的思想。这又是一个错位。研究当然是要创新的，但是不代表把今天的思维模式完全照搬到古人身上，真正的创新，是先理解再用当代的思想去评论，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给自己换上古装去演戏，这不叫身临其境，这叫羊头狗肉。借古讽今的方法玩脱了，这一点在西方古典学研究和国内的儒解读上都有很深的教训。很多人批评儒法斗争法写作，实际上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反面。原先是为了无限赞美夸张法家的历史进步性，而把儒家贬的一无是处；现在有一批人号称“解放思想”，实际上搞反攻倒算，又把儒家吹上天，把法家贬的一无是处，好像儒家就是楚楚动人、人畜无害的小白鼠一样，里面充斥着一些知识分子以悲情戏、正义伸张者包装起来的自私、虚荣与自我膨胀，这仅仅是一场用自卑表现自负的傀儡戏。其实这反映了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儒本身最初的职责就是负责沟通生死，使人达到自由的至高境界，通达自我，而不是巨婴一样不断对外索取，把自己封聖加冕为精神之王，这种不加掩饰的贪婪充分体现了儒自身价值的进一步失范。儒是首先把自己活明白的智者，而非仍为利欲困扰而不得出，却四处放炮的喷子。古儒用巫术和礼法实现自我的调和，而今天的继学者则用哲学与科学实现。从无数的例子都能看到，一旦一个概念被固化，脱离他产生的机理而单纯为人的私利服务时，知识就会异化，人的职责也会异化，到最后这种异化的内容反而被奉为圭臬，以致形成条块分割的机械知识，形而上思维难以理解的废物。唯有回溯其产生的过程，理解其形成的原因，才能做到与知识同在，予以扬弃，使之适应现在的条件。换言之，作为工具的环节一旦成为目的本身，工具的错误就会波及到与之相关的各个环节，导致整个体系受到理论污染。所谓的虔诚（多数是僵化、拒绝思考），对于概念本身恰恰是最大的不虔诚。践行之而不是依附之，工具之而不是供奉之，对任何希望保持自身活力与创造性的思想体系都适用。
今天的儒者，无论对血缘秩序、中庸，还是重人事轻鬼神，都不应该简单的抛弃，也不应该食古不化的照单全收。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三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古代王权巩固和经验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不可避免的包含落后性，但是，其有机联系的结构却是充满智慧的。血缘秩序之所以重要，不在于王室或者族权的尊贵，而在于他能够标定人生的季节与时令，勿要夏行冬令，作出反季节的事；中庸的精妙，不在于老好人的定位，而在于将自由与利己调和成互不妨碍，却又高出一等的“人的自由”；贵人轻神，则更不用多说，这是辩证唯物的本体论。三者在今天经典理论的础上进行重构，需要的就是这种对各自功能的明了认知、清醒体会，唯如此，才能不陷入“工具目的化”和“主客颠倒”的知识陷阱里。（
“教”“学”之别：二论儒学与马学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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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谈话分析第三则：关于儒学与马学之间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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