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谈到儒的最初三种含义,一个是三代时期的负责生死礼仪的官吏;一个是说文解字式的理解,偏旁是单立人,右边是需,合在一起就是“人之所需”;最后一个是通假字,通“懦”,也是最简单的形声义,“心之所需”。三者的含义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分别从人的死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去展开,儒的本质并非是一种看起来彬彬有礼的态度,这是修养、礼貌,别的文化中也有,并不是儒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殊本质,因此不仅要从经验出发理解儒,还要通过历史和逻辑去深挖其内核。上面三种含义,已经充分表明了其人本的中心性。溯其根本,就是对人生活的认识论与方法学。
其中的历史因素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姬周时期王权战胜神权的血缘神崇拜痕迹,实际上就是以世俗神压制偶像神,取消祭司的神圣性。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王是承认有神的,但是神的解释权和神的被崇拜利益,都是由王自己承受的。在权力层面就已经预设了人高于神的基础。血神崇拜的神,也是与王有关的自己祖先,为了应付汤武革命和姬周代商,也仅仅搬出了一个“天命”,而很大程度上天命又是君主的神性父辈。可以说,神因人贵,而非人因神贵。但在理论中为了自洽,以及体现自身的威严,他们又会把自己塑造成君权神授的客体。儒在这一过程中就是神人交接的礼仪。如果更广的联系到人之所需与心之所需,就更能说明问题。费尔巴哈说神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这是宗教对于不存在和具有不存在属性的存在——意识的混淆所导致的。精神本身的二元性——内容的不存在性与形式的存在性,使得人认为精神不仅可以连接神性,而且可以派生存在,孕育万物,被神遴选的“高等”的精神就能实现这一切。心之所需就偏向不存在的、精神的特质,而人之所需就倾向于存在、动物的需求。破除利己与自由两种因素之间欲望得失的壁垒,才能实现最彻底的自由,而在哲学不存,巫术未艾的上古,这种寄托,就通过信鬼神来调和。
鬼神并非后世意义上打来霉运的阴间腌臜,而是精神的本体,而这种本体又与因人而贵的血缘神同构,人所以敬鬼神真正的对象并非是鬼神,而是得其福分的活人。人和神的对接是有条件的、有阶段的,春天不能做冬天的事,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是十分不同的。人可以神化,却只能在得遇安顺或者死得其所的离开人世后才能成行,神的意义也在于给予生人以福利;相反日本的神人都是无序的,人可以为了自身的解脱或者自认为的净化而死去,企图通过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自由的进入死的世界,达到自己化神成仙的自私目的,而神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庇护和供给福利而存的,更像是一种自私的强者,所以日本的神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压迫,而化解这种负罪感的更是极端化的方法,通过损毁来表达对神的补偿,尤其是对自己。祭在日本更多的充当一种节庆,然而大陆上根本没有这种“阴间味”十足的提法。虽然祭现在更多的表达引申义,但仍然可以说整个日本风俗都是鬼神化的,而人与鬼都是自私的。儒的意义就在于帮助确立每个个体成人、化鬼神的时辰,使得他们能够相望,却不能无端乱入对方的世界。而最方便的界线标定物,就是血缘的代际更替。人死人生,都是不同阶段的标志,每一阶段就像四季一样,都有各自的固定周期,不会在没有特殊大变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因此生时便做好生,殁后便不滋扰前世,只能默默祝福。这样便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神人紊乱的状态。儒就是保持这一秩序的司仪。
后世的儒,则主要强调秩序对现世的规范作用,使之符合君主的威严,以及宗族的强压。这里既有形势的中央集权化的影响,又有人的自私。何谓自私?一乃自我神化的膨胀,拿鸡毛当令箭,知识分子固有之弊病也,然而他们也是“含蓄”的伪装者,公开的自吹自擂会被人鄙夷,所以要夸大自身拥有知识的价值,对血神秩序的推崇就是在变相的推崇自己;第二就是自身的社会地位,这里专指血亲之间的关系,可以凭借族权来实现对整体的威压,而这种威压的好处既是物质的,又是满足心理虚荣的。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是谋俸禄,可以得到朝廷的回馈。儒自身的异化就是最大的动因。
随着中央集权模式的深刻变化,宋及以后的诸王朝不再推行抑兼并的措施,与之相配套的禁止独姓村的政策也被废弃(原先是为了防止以族权之名故意混淆物权关系,形成事实上的土地集中),大的宗族文化重新产生,而这时出现的一系列“义庄”、“公田”,都是宗族合居的衍生物。这样又为上一段中的第二重目的提供了增殖的空间。一直延续到明清,则以潮汕为典型。儒自身的现实血缘秩序卫道士意义更加显著。这也是鲁迅在《祝福》等篇章中批判的重点。
现在很多人解读儒,只是站在想象的角度上,把今天西式的知识分子套进去,把原先东周及以后的儒身上小布尔乔亚自私性予以美化,就像吉本写罗马人,只是把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套上堂皇的托加一样,换汤不换药,表达的都是今天的思想。这又是一个错位。研究当然是要创新的,但是不代表把今天的思维模式完全照搬到古人身上,真正的创新,是先理解再用当代的思想去评论,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给自己换上古装去演戏,这不叫身临其境,这叫羊头狗肉。借古讽今的方法玩脱了,这一点在西方古典学研究和国内的儒解读上都有很深的教训。很多人批评儒法斗争法写作,实际上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反面。原先是为了无限赞美夸张法家的历史进步性,而把儒家贬的一无是处;现在有一批人号称“解放思想”,实际上搞反攻倒算,又把儒家吹上天,把法家贬的一无是处,好像儒家就是楚楚动人、人畜无害的小白鼠一样,里面充斥着一些知识分子以悲情戏、正义伸张者包装起来的自私、虚荣与自我膨胀,这仅仅是一场用自卑表现自负的傀儡戏。其实这反映了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儒本身最初的职责就是负责沟通生死,使人达到自由的至高境界,通达自我,而不是巨婴一样不断对外索取,把自己封聖加冕为精神之王,这种不加掩饰的贪婪充分体现了儒自身价值的进一步失范。儒是首先把自己活明白的智者,而非仍为利欲困扰而不得出,却四处放炮的喷子。古儒用巫术和礼法实现自我的调和,而今天的继学者则用哲学与科学实现。从无数的例子都能看到,一旦一个概念被固化,脱离他产生的机理而单纯为人的私利服务时,知识就会异化,人的职责也会异化,到最后这种异化的内容反而被奉为圭臬,以致形成条块分割的机械知识,形而上思维难以理解的废物。唯有回溯其产生的过程,理解其形成的原因,才能做到与知识同在,予以扬弃,使之适应现在的条件。换言之,作为工具的环节一旦成为目的本身,工具的错误就会波及到与之相关的各个环节,导致整个体系受到理论污染。所谓的虔诚(多数是僵化、拒绝思考),对于概念本身恰恰是最大的不虔诚。践行之而不是依附之,工具之而不是供奉之,对任何希望保持自身活力与创造性的思想体系都适用。
今天的儒者,无论对血缘秩序、中庸,还是重人事轻鬼神,都不应该简单的抛弃,也不应该食古不化的照单全收。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三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古代王权巩固和经验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不可避免的包含落后性,但是,其有机联系的结构却是充满智慧的。血缘秩序之所以重要,不在于王室或者族权的尊贵,而在于他能够标定人生的季节与时令,勿要夏行冬令,作出反季节的事;中庸的精妙,不在于老好人的定位,而在于将自由与利己调和成互不妨碍,却又高出一等的“人的自由”;贵人轻神,则更不用多说,这是辩证唯物的本体论。三者在今天经典理论的础上进行重构,需要的就是这种对各自功能的明了认知、清醒体会,唯如此,才能不陷入“工具目的化”和“主客颠倒”的知识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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