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德赎地改革之不同，在于农奴的转移与地权的转化。如果就土地资本流动而言，俄国的主要是国家替农奴向领主垫付，换言之，俄国是国家购买领主的农奴份额转化成国家农奴，其目的不在于经济的转轨，而在于应对克里米亚战争中国家资源调度吃紧的局面，领主农奴与国家农奴七三分的比例已经应付不了与英法等一流列强发生的高烈度战争了。德国的目的则在于对冲拿破仑小农基础的“国民攀比心态”带来的容易诱发社会革命、危及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德俄农奴改革起初都是应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措施，并不具有经济初衷。普鲁士农奴改革在维也纳会议后获取的莱茵河地区效用最大，这从鲁尔区的崛起就能看出。而东部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直到东德建立仍然没有多少工业。
德国的情况十分多元。中西部的情况接近波旁王朝，东部则类似于俄国，但是俄国的农奴主在叶卡捷琳娜明升暗降的《贵族宪章》后被卸掉武装，转而依赖国家军队保护，而且沙皇可以在领主农奴庄园里抽税，在普鲁士这是不可想象的。拿破仑扶植的傀儡“莱茵同盟”，就包括了莱茵兰。只不过这种农奴解放是以邦国为单位的，其贵族领主早已经贬值成地租食利者，主要的经营者是名义上仍属“大农”的经济地主，军役贵族虽然没有被剥夺兵柄，却早已下降到次要地位，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其威胁。普鲁士王国在西部的改革，实质上是彻底消除领主军事能力与经济影响力，一次性结清食利款子，买断税权，这种买断一方面靠富农，一方面靠政府补助。旧领主拿着钱完全脱离农业，只能流向工业，这是他们脱产已久的后果。他们与先前通过农业积累过渡的产业资产阶级合流，或者直接合伙，或者通过商业借贷联合，为产业注入大量农业积累，实现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更关键的是，不像法国，法国是地产-金融资本的半分离状态，是地主借贷化，以资本控制取代地权控制的变相地主。农业滞纳了大量农业积累却不能产生农业生产性效益，更不可能产生产业效益。农奴改革将地权关系切断，断绝了金融食利对农业的侵蚀与浪费，最大限度的注入了产业（工业）的资本积累需要中，满足了实业融资的资本市场需要。这是值得关注的。而且这种变动使得私域逐利投机的金融受到限制，为日后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是财权（国家金融与私人工业的结合）。普鲁士的改革则接近于俄国改革，但是农奴解放的实质是给予容克军役贵族更多经济利益，稳住军队，建立国家军队与去军权之实留军贵之名的旧军官的结合。这是德国特色的绝对君主制。
俄国的平衡则是借助法国金融资本建立垄断资本势力平抑军方实现的，因为国家农奴并不具有支撑沙皇权威的作用。斯托雷平改革则是财权桩脚建立后为了分化国家农奴而实行的社会稳定改革，和普鲁士1811年改革更接近。#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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