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达玛灭佛之后两个子系并没有完全绝嗣，但是已经沦为分裂状态的小邦了，无论是亚泽、布让和拉达克等地的阿里三围，还是拉萨河流域的小王子，他们本身对于地方的统治也都不稳固，所以只能像一般的分封王室一样，把自己的子嗣尽可能的分封下去。这样虽然会分裂自己的宗室，但是对于子孙却是一件好事，最起码他们可以获得稳定的物质基础——军役贵族与经济弟煮（演化为庄园的管家、庄头、村头）之间的结合，这种同盟关系逐渐就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当然军役贵族之间的争斗就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看命了。这也是拉加里王朝、古格、拉达克等地王嗣不绝的原因，虽然他们统一不了高原，但是可以保持自己在地方政权的稳定。这是后藏特别是西鄙的情况，但是东部就不太一样了。东部虽然经过朗达玛灭佛，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被密宗的一个禅师刺杀了朗达玛，也就是说虽然正统传播佛教的王朝（朗达玛之前历任赞普几乎都弘法佛教）灭亡了，但是在各地贵族手里这种影响并没有断绝，反而得到更深层次的布散。因为统一王朝灭亡后，各地又回归到了分裂割据状态，各地的军役贵族又成为独霸一方的小领主，他们对于自己控制的庄园的投注的注意力也更大，虽然他们不得不给自己的子嗣分割财产和领地，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把自己削弱，同时也希望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利益范围，所以就需要一种新的财富积累与沉淀机制来帮助他们既分封又扩张。寺庙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之前我们在赵世瑜的泽璐调查中就分析过弟煮在和平状态下扩张自身实力的方法，就是通过树立不同的信仰供奉体系来推进自己的影响力扩张。首先是自己分家产生的各支血亲，这是第一层联系；地域共同信奉的保佑神符号，这样能够团结不同姓氏但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弟煮，这是第二层联系；超地域的宗教神，出资建立这种寺庙，使得不同的地域集团都团结于此，这是第三层联系。当然因为处于内陆，他们不敢豢养家兵，但是在藏地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吐蕃王朝解体后，各地都可以豢养家兵，而且也能四处出击交战而无人阻止，一个寺庙也要有地产维持其运转所需，所以它本身的地产就是一种聚敛的方法，而且它本身还是一种跨血缘、跨地域的弟煮团结机制，所以更加具有杀伤力。然而寺庙本身也会分裂，即便不是因为利益而分裂，诸如几个有名的大弟子分别出去传道，就会建立各自的寺庙，这样整个脉络又会分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帕木竹巴的三庙，最初只有一个主庙，但是后来有三弟子“分家”，这个派别就分成了三支，但是主庙的庙主自己不善经营，导致主庙几乎没有维缮过，接近荒废，后来两个分庙的弟子有相约投资复兴祖庙，但是其中一个是实心眼，所以真的把很多资财都捐献到祖庙里，另一个滑头狡诈些的把人家捐献的财宝和经卷都拿走了，美其名曰“防止战火破坏”，两家就发生了纠纷，后来山南的一个领主朗氏来调节双方的矛盾，最终和解，而且自己晋升为三庙重新联合起来的京俄（意为寺庙领袖的身边人）值得玩味的是这个京俄自己也是滑头的主要赞助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吃亏的那一边也愿意接受“调解”呢？
第一，如果自己真的和滑头拼命，滑头肯定会把自己的保护人推上前台，这样铁定会输，所以不如妥协；第二，虽然自己吃了眼前的哑巴亏，但是自己已经和当地有势力的封建主搭上关系了，这就是“成功第一步”，以后再和滑头起矛盾，金主也不会只偏袒那一边了，因为一个庙的时候，朗氏对于滑头的寺是有更多依赖的，但是有了两个寺，自己反而能成为朗氏平衡的一个工具，对于朗氏集权是有好处的。当然，朗氏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两边一拍即合，实际上损失最大的是滑头那一边，而获益最大的是朗氏。朗氏后来就成为帕竹系统里的“正统王室”了，只有在阔端入藏为萨迦派撑腰镇压时元气大伤过一段时间，此后就不断上升。
所以在前藏主要是以教俗封建主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政权，这和吐蕃王系的分封系统是不一样的。越往后发展，前者的影响力就越大，而后者逐步式微。同样，在后藏出现了萨迦派的政教合一政权，实际上也是以世俗封建主为核心的一个佛家割据政权。在元朝出兵高原之前，帕竹的势力比萨迦更强，但是朗氏不愿意出头，认为去蒙古人那边九死一生，而且回到藏地肯定会名声不好（背负招引侵略者的骂名），所以对于和元朝政府合作并不热情。
萨迦派本身就是歪打正着得到的大富大贵，所以在本地的势力其实并不稳定，只是依仗蒙元的武力加持在这边称王称霸。另外补充一点，跟我们内陆的想象不同，藏地的僧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可以吃肉喝酒、娶妻生子的，只有到格鲁派时这种规矩稍微改变一些。所以在藏地的大多数佛教割据政权里，其政权的传递并不像意大利的教皇国那样靠主教会议遴选和竞争上台，而是血缘传递维持。当然，这也导致其出现了分裂的问题，而到了不能血传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就不存在那样的问题了，这就和教皇国比较像了。
除此之外，在格鲁派之前的诸多佛家政权里，出家并不意味着一件苦差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镀金工作。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僧人的，必须是贵族出身才可以，出家也不妨碍他们娶妻生子吃肉喝酒，反而会让他们更容易触碰到政权的宝龛，何乐而不为？出家意味着他们比一般的世俗封建主更多了一层参政入仕的可能，这是那些“土包子”比不上的。唯一的坏处，就是即便进入法王地位，也要头疼于自己的子嗣分裂，萨迦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帕木竹巴政权后来的灭亡和这一点也有有关系。能够世袭的宗教集团和不能世袭的宗教集团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后者能够几乎不分裂，而前者很容易。在藏地这样一个世俗封建主遍地跑的地方，分列式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格鲁派的政权之所以能够一直不分裂或者消亡（高原之外的外力除外），主要原因也在此。我觉得宗教政权的研究者最应该注意的就是甘丹颇章政权与教皇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需要靠认定灵童转世的非世袭政权，是各方都可以参与的政权，特别是各个寺庙都觉得自己可以把与自己相联系的封建主家族的成员推举上去，或者在这个体系里面获得利益的增进。朗氏与帕竹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同样适用，只不过这就像是一个珊瑚礁，不断层累堆叠。将这一个简单的模型复杂化了。虽然表面上看寺庙在整个政权里是最高的，但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是他们幕后的世俗封建主的博弈关系。他们支持的不同寺庙庙主，选定一个自认为可以的候选人（这也只会从世俗封建主家庭里选择，而不可能涉及农奴），作为回报，被选择上去的那个喇嘛在上位后把宗教集团的地产等利益分配给支持自己上台的寺庙势力，这样寺庙地产里面出现重新洗牌；这些宗教封建主拥趸们再把自己得到的议政权和喇嘛权威传导到支持自己的世俗封建主那里，在噶厦政府里给他们谋取官职、增加封地，充实他们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三层选举机制。
当然，不会存在赖着不走的情况，因为藏地封建主是有私兵部曲的，一旦出现赖着不走的情况，其他各支封建主都会一起武装叛乱来主持“秩序”，噶厦政权虽然拥有世俗政府的地位，但是其权威来自于这个三层机制，特别是一旦出现世俗封建主的实力洗牌，他们就可以在野的威逼利诱自己原先的支持者倒戈，而相应的，在宗教集团里面的封建主也会出现反对意见，他们也会倒戈，噶厦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政府庄园里不会出现反水，他们供养的军队可能也会出现投机性叛乱，所以想要借助三层机制产生的权威来违逆三层机制势力大洗牌的结果，结果是注定不能成功的。所以每一次交接，还算是比较和平的，也没有出现动荡，而血传的宗教政权就不一样，他们内部会有多层分化。有人说他生个独生子不久没那么多麻烦了吗？要真能这样他就不生那么多了。
比如说从杭州贬谪回来的那位萨迦派法王，他生这么多首先得有妃子吧，你想没想过他为什么娶这么多妃子呢？是，有的可能是因为好色，但是他不必内陆，中原的皇帝是真正的大一统，盛世时期或者集权搞得好的时候就纯粹是为了享乐，但是对于藏地这样一个事实上都没有实现去头人化的军事-经济弟煮社会，你觉得这是单纯的享乐吗？当然不是，这是联络自己统治范围内各个山头的世俗封建主，和他们建立联姻的联盟关系。为什么要联姻？因为他实际上没有控制这些地方，所以只能靠这种方法勉强维持统一。佛寺是能够扩张影响力，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帮助你削平地方的实际割据势力，只是获取他对你的认同罢了，真正统一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法王死后政权立刻分为四个拉章政权。
而帕竹是靠武力削平很多小领主政权，建立了一部分类似内陆的直接征税的中央集权地域，这才是他实力上涨的真正原因，他对于佛寺的领地和朗氏家族的地产都是官僚式直辖的，他设置类似郡县的宗本制度，宗本的后者能够管都由第司直接委派，这像不像秦始皇那一套？没有本质区别。但是相同的事也发生了，那就是这些宗本到当地之后就容易培植当地的庄园管家们的势力，让他们在当地对庄园直辖的那种权力逐渐丧失，这些事实上的弟煮也就反过来支配了三年一轮调的宗本们的力量，宗本们手里有兵，就像弟煮兼并过后地方官员逐步演变为军阀，四处混战。我看了一下他的实控期，也只有不到百年，这和内陆的70年弟煮兼并周期是一样的，在没有宋制出现前，这样的危机都是靠往王朝对外征战消耗弟煮积累缓解下去的，但是一旦大叛乱出现，这种王朝在地方的建制被破坏，他的财政和基层政权接近崩溃时，王朝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帕竹也是如此。
帕竹政权虽存在264年，但实际只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此后，帕竹所封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15世纪中叶，帕竹属下仁蚌巴兴起，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联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16世纪中叶，辛厦巴推翻了仁蚌巴，西藏地方又出现了50余年的辛厦巴统治时期。17世纪初，辛厦巴·彭错南杰推翻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帕竹地方政权，在日喀则建立了藏巴汗政权。藏巴汗政权实际上就相当于强势噶厦政府，只不过很明显，这个政府被推翻，而且有意思的是，史书里一般都把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喇嘛的管家把蒙古人引来灭亡了藏巴汗王朝，管家是个啥？不就是支持宗教集团的世俗封建主么，所以三层机制发挥了他的作用，把一个想要让僧人集团屈居于世俗权力之下的噶厦政府消灭了。这也是甘丹颇章政权历久而不倒的原因。这个循环实际上和现在的印度体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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