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美国的战争新闻署在Sino的分部设立，实际上是和反日宣传结合到一起的。关于美国为什么纵容日本侵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这是美国通过渔翁得利的手法瓦解英日势力的手段，毫不客气的说，二战就是美国为了在英美矛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种军事变现，只不过摧垮英国的是借助战前对德金融“援助”实现的，而太平洋方向除了靠Sino消耗拖住日本陆军，联合舰队还是要靠美国自己收拾的，就这么简单的任务，美国还是伤亡达到了100万，可见美国的陆战水平和海战经验与英国相比还是不够充分的。但是这一回我们的焦点不在这一方面，主要探讨战争新闻署的设置与流变，借此来窥见美国机构设置的一般原则。
美国对于战争宣传的历史实际上由来已久，但是他们都极力避免这些宣传以“官方口径”形式出现。这正是商业邦联与1900年后金融集权的特点——限制政府权力。最早的美国，希望统一的只有北部的商业集团，因为他们不想放弃南方市场。为此甚至打造出“孤立主义”，看似是一种地缘和政治的考量，实则是巩固全国各州对商业集团的经济向心力。俄亥俄河以至于到圣路易斯-密西西比的拓殖，都是北方商业集团对这种统治的加强。他们自然不希望政府的權力过大，因为那样的话很容易给数量上占优势的奴隶种植园州以脱离邦联的可能。到了金融集权时代，虽然政府根本对金融财团构不成威胁，但是他们还是极力限制政府的權力，努力使它保持在一种最无权的状态，这样才能最安全的维系宪制中金融集权的主导地位。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东方的舆论与“传统”的氛围，那就是gov是万恶之源，要极力限制它的權力。这种情绪在美国的一般政客和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里体现得最明显，仿佛任何需要集体劳作的事情都得出现专制的政体，因为资源集中到指挥这件事的人手里了。这种拿古埃及的水利工程说事的例子是在不值一提，因为就在欧洲他们的贵族共和国政体的威尼斯，就广泛的建有大量的灌溉水渠，这些工程都很浩大，你说这是纯粹的专制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罗斯福、胡佛还都修过水坝、植过树，这些都是魏特夫所云的公共工程，难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专制君主了么？能够稳定的集权才是专制的基础，无论金融集权还是政治集权，都一样。联邦政府无论搞什么工程，都不可能从金融财团手里拿走核心的社会權力，所以即便我们言辞激烈的讨论美国联邦什么机构有“集权的危险”时，实际上都没有触碰到宪制的本质。
他们职能上的划并或者裁汰，或许会对这些机构带来职权的变动，但绝对达不到动摇体制的程度，这和政治集权是不同的。独立战争时期就富兰克林就跑到法国去鼓动援助，而在北美留着的杰斐逊、华盛顿也都没闲着，写《独立宣言》，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信息领域的战争宣传活动；为了阻止英国支援南方，林肯总统还亲自给英国的工会和纺织工业家写信，希望他们不要站到里士满一侧。当然真正起到作用的是法国的神助攻，法国在美国邻国墨西哥的大入侵，使得英国的注意力全放到法国身上了，对美国内战也就无暇顾及了。但是不能否认说林肯写的信就毫无意义，彼时英国已经废除奴隶贩卖制度，1833年开始甚至派海军的船只在美洲海岸捕获运奴船，这就使得英国在官方道义上是默认奴隶制不合理的，写给这些纺织业人士，实际上是给依赖黑奴种植棉花出口的南方以道德压制，同时借助英国舆论中的同情声音左右内阁的态度（虽然没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至少是有帮助的）。
但是林肯也是个人写信，而非联邦政府做支援北方的战争宣传。到了一战时期，墨西哥电报事件也给了美国参战的极好借口。墨西哥电报是指德国通过电报提议墨西哥参战，作为回报，德国帮助墨西哥夺回被美国侵占的德克萨斯等地。这件事成为美德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之一（另一件事是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向英国运输物资的卢西塔尼亚号军需轮）。威尔逊借此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但当一战后在欧分赃受挫、国会否决参加国联的反思大潮中，舆论又将矛头指向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认为是它将美国带进了一场本不应该参加的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一无所获”。从舆论和传播角度看，gov是万恶之源的传统背景认知，使得美国一般民众习惯性的把一切问题、一切挫折和不满都往gov身上推，所以美国美国的政客都不乐见主动、大规模的使用官方组织和机构来进行宣传。这也是后世NGO组织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想要实施某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不方便自己出手，结果就通过资助等方式暗中操控NGO，美国一多半的非政府组织背后都有政府资金援助，包括基金会。基金会这个问题更有意思，实际上就是针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而进行的资本规避，以免引起民众的忿怨情绪，实际上就是给垄断资本和巨额财产穿个马甲，和古代朝廷说“抑兼并”，而实际上根本不抑兼并的言行是一样的。
连小罗斯福都表现出“不信任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府行为的宣传，而且无意系统地使用它”，可见这种舆情的“潜规则”和“传统”是“深入人心”的，不是他们不想用，而是用起来就容易阴沟里翻船，所以还不如不用。即便是想要设立某个机构，也要“被动”实施，也就是让公众舆论觉得真不好了，我再行动，这会你们就怨不着我了，拿鞭子抽着才走，殊不知，这些麻烦困境和不走的问题，或许是他们有意为之，以退为进的伎俩罢了，所以珍珠港阴谋论并非是无稽之谈，史汀生和小罗斯福也没有“顺势而为”，都是难以盖棺论定的。
战争新闻署的设立也是如此。在该署成立前，美国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互不统属、各行其是的新闻办公室或战争信息机构，经常发布一些相互矛盾、前后不一的信息，导致舆论怨声载道，这样罗斯福就有理由统一建制，设立一个“战争信息署”了。每当舆论为自己的gov万恶论付出代价时，联邦才能相对“有为”，但是情况一稳定下来，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没完没了的万恶论了。然后就在这种循环中往复不休。这其实也是一种内卷，而且卷的程度、卷的范围都令人十分吃惊，即便是战争新闻署设立后，战争新闻署还和白宫的国务院之间防备谁侵占了谁的职权，后来发现外交和对外宣传实在没办法互相分离，也就只好默许国务院放弃对外交的完全掌握，而适当地给战争新闻署以一定的外交职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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