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波斯的情况更接近于印度的贵族共同体+教会式教团+德川幕府式的人员任职的三者混合体，不是传统意义上任何一个中国朝代的翻版，如果非要说有相似之处的，也只有周朝和某种意义上的汉朝初期情形，而如果看得比较多，就能发现早期的拜占庭和萨珊波斯情形非常类似，萨珊取代阿萨希斯的过程并不激烈，最主要的原因是萨珊的武功共主地位还有后期的宗教影响力，这两者最重要，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波斯没有像东罗马那样后期依靠教会影响力逐步将全国土地收归到帝国教会手里，又通过军事贵族开始推行大土地与小农兵并存的新制度，即秦晖所谓的“军国社会”，而“军国社会”本身又可以像sino那样转化成宋式的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完全君主专制体制，这种体制又会派生出新质因素，即现代性因素，这又牵扯到金融集权和政治集权之间的形制差异、过渡，实质上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就是政治上的政治集权向金融集权过渡，而经济上从数量积累增长向信心-资本良性循环的内生增长转化，这两个转化实现之后就能具备“现代性”了。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孟加拉湾到黑海，从印度洋到东地中海之间，这是世界上原先排第二阶梯的区域，到了近现代成为第三阶梯，也就是最落后的区域了，古代的时候东亚大于近东，近东大于西欧，近现代的时候西欧大于东亚，东亚大于近东，近东就出现了一个“中部塌陷”的窘况，从巴尔干到乌克兰，从外高加索到土耳其，从昔兰尼加到马克兰，从哈达拉毛到锡斯坦，这之间的区域是典型的“塌陷区”。以后我们要改一改这个称呼，从我们这里出发，开始往西算，近西、远西，而不是什么玩意儿“近东”、“远东”，这是说什么呢？美国可以算一个单独的区块，但绝不能服从于什么远东、印太之类的混账说法。
以上所说比较杂碎，但总的来说可以看出这么几点。
第一，传统的五个阶段说还是可以留着用的，但是内涵和具体框架不要定得太死，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范式”和“假设”来看待，而非“公式”和“纯粹事实”来理解。第二，对于集权的理解应当辩证、客观，而非一棍子打死，因为在承认产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是可以促进现代性因素发育的。第三，金融集权也并非只有英美一途可走，金融共有、取消周期性破坏的金融集权，可以造福社会，将商业资本作为可以积极利用的工具推动资本社会化，具有特色的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是可以实现具有政治集权特性的金融集权与现代性增长的。第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人均收入与制造业发展规模与历史，而在于增长模式的差异，很多国家不能算作发展中国家，更不能算作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指实现了初级内生，尚存一定的外生依赖的经济体，他们实现了生产社会化，而未实现资本社会化；发达国家是指基本脱离了外生依赖的高度内生增长经济体，他们实现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社会化两个阶段的标志，所以可以算作发达国家。
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和生长的实体，如果办不到脱离贵族共同体、建立扁平化社会、形成政治集权，再到现代性因素发育，直至以金融集权取代政治集权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现代化的意义，也就无法真正实现现代性增长和治理。多建几座工厂没有啥用，因为真正的现代性没有进来，也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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