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以往关注美国本身发展到关注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及其传播机制——金本位制。正是经由这些新的贡献,关于金本位机制将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使得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继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出版《美国货币史:1867—1960》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一大批以研究大萧条而成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以下选取伯南克(Ben S. Bernanke)、罗默(Christina D. Romer)和切赫埃第(Stephen G. Cecchetti)三人的观点进行介绍,希望可收窥一斑见全豹之效。
伯南克:开创“信贷中介成本”说
伯南克对大萧条解读的主要贡献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出了银行业危机导致信贷中介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实际产出的机制;另一方面,跳出单独研究美国的框架,在金本位制的框架下,研究了大萧条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深化和反馈机制。
伯南克认为,银行业危机导致信贷中介成本上升,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中的产出水平。一方面,潜在的借款者得不到资金从事生产活动,减少了总供给;另一方面,信贷成本的上升,使得潜在的消费者将推迟消费,潜在的投资者减少投资,进而减少了总需求,对给定的无风险利率,信贷中介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对当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意味着更低的总产出和无风险利率,而低产出、低利率正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此外,伯南克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机制是对大萧条进行解读的重要理论,“债务通缩”虽然不是导致货币收缩的唯一渠道,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20世纪80年代初,受Choudhri、Kochin、Eichengreen和Sachs等人的影响,伯南克开始研究国际范围内的大萧条。关于美国当时为何不放弃金本位这一问题,伯南克认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所以对美元的压力从未达到非放弃金本位不可的地步。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国家都竭尽所能地坚守金本位制,仅当制度性因素如金融危机、银行体系出现问题,或仅当黄金的外向流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被迫放弃金本位。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伯南克赞同Temin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范式问题,而非在某一范式内部的决策问题。也就是说,在坚守金本位的前提下,美联储是“无奈”的,这与弗里德曼、罗默以及切赫埃第的观点均不相同。
罗默:强调1929年“大崩盘”
罗默对大萧条的解读,突出表现在对“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强调。总体上来看,罗默接受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标准的货币主义解读有所不同。弗里德曼等人认为,大萧条的第一年即1929至1930年,本质上就是一次正常的衰退。罗默认为,1929年7月至10月的衰退,是一次正常衰退。但从1929年10月之后,由于经济极其迅速地偏离了正常路径,就不再是一次正常的衰退,而是从一次温和的衰退急转直下。这是罗默与弗里德曼的不同之处。
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大萧条的标准货币主义解读一样,罗默同样认为,货币量的大收缩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恐慌,美联储却袖手旁观,在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时,美联储又提高利率以保卫美元,并且仍然坚持金本位制,由此导致的货币紧缩正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在与Hsieh合作的一篇论文中,罗默指出,即便在金本位制的束缚之下,美联储也本可以做得更好。美联储未能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经济运行的认识有错误。
罗默认为,价格水平的波动,反映的是产出变动的结果,而不是产出变动的原因。大萧条当中发生的严重通货紧缩即价格水平的大幅下降,并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变量,换言之,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它只是总需求大幅下降的一个结果。在大萧条中,总需求向下偏离其长期趋势近40%。
在罗默看来,中央银行或美联储在大萧条当中,并不应将控制证券价格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因为美联储根本做不到。美联储对股市所能发挥的影响,是极其不确定的。好的宏观政策,就是在低通胀的水平下确保经济处于长期趋势上。
罗默认为,从长期来看,不同的制度组合可以导致相似的经济稳定局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经济是较少政府干预的,其运行比较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转而实行积极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同样也比较稳定。唯有1920到1930年代的转折时期,各种制度的缺失引发了经济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大萧条。一方面,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原有的市场机制,如票据交换所、暂停支付等制度;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机构的美联储又不知道如何行事,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大萧条这一灾难性的后果。
切赫埃第:提出“非资本化”理论
切赫埃第提出一种对大萧条的“非资本化”(decapitalization)理论,可概括如下:其一,由于通货紧缩被预期到了,从而事前的(ex ante)真实利率升高,利率的升高导致投资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总产出)的下降;其二,通货紧缩导致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即债务人的偿债成本上升,故贷款需求(不论是投资信贷还是消费信贷)减少,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总产出)的下降;其三,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故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总供给(总产出)的下降。
切赫埃第认为,通货紧缩的发生源于货币存量的减少,货币存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包括美联储)的认知水平未能区分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和总量货币。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基础货币的后果便是,未能有效地运用手中的政策工具(如贴现放贷)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未能防止货币存量的减少和通货紧缩的发生。切赫埃第指出,193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率平均达10%,这意味着实际利率至少是10%。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对投资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真实利率如此之高,货币的本质就变了,于是整个经济开始“非资本化”,即随着真实利率的上升,任何投资都变得无利可图,货币本身成了最值得持有的“资产”。货币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交易媒介退化为价值储藏的手段,不再参与资本形成,从而整个经济开始经历“非资本化”的过程。
切赫埃第总体上认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其与正统货币主义的区别之处主要有二:一是比较强调利率的作用,二是强调“债务通缩”机制。在后者方面,与伯南克的观点十分一致。切赫埃第认为,如果没有通货紧缩,债务通缩以至大萧条就不会发生;而通货紧缩,又是因货币存量的下降导致的。因此,整个大萧条归根到底就是由货币因素导致的。这与正统货币主义即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解读相一致。
关于金本位制,在切赫埃第看来,金本位制不过是把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说,金本位制仅仅是个“传递机制”,这与弗里德曼和罗默的看法一致。因为,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在积累黄金,所以即便是在伯南克以及Temin和Eichengreen的金本位解读语境中,美联储仍有可操作的空间。就大萧条的国际传播来说,切赫埃第接受金本位制的解读,即美国“出口了”通货紧缩,且导致了世界的货币存量下降。
关于美联储在金本位制下的“无奈”说,切赫埃第认为,政府部门的责任不是捍卫金本位直至经济崩溃,而是应当为经济提供储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应当有能力通过对各种国际协定施压的手法,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以稳定其经济,并且能够对国际社会进行解释。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之后自然会考虑黄金价格问题,甚至终止金本位。
总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以往关注美国本身发展到关注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及其传播机制——金本位制。正是经由这些新的贡献,关于金本位机制将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使得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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