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叫我如何不想“她”——斜杠民国大家刘半农
关于刘半农，评价贴切全面的是周氏兄弟。周作人的《刘半农墓志》描写：“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爱，善诙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鲁迅在《忆刘半农君》评价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年轻有为斜杠青年，涉及领域均有建树。他1912年在上海给鸳鸯蝴蝶派报刊写稿为生，1917年担任北大教授、成为《新青年》编辑。谁能想到这位提倡白话文的青年干将因为战乱连中学毕业证书也没有拿到，弱冠之年就因为写小说而蜚声上海文坛。
国内著名推理人华斯比策划整理的《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最后一册即为《刘半农侦探小说集》，一览书中小说，皆发表于1913年至1916年间。这段时间刘半农正与兄弟在上海讨生活，勤奋写作投稿担任编辑员。民国初年时期也是继晚清之后第二个小说繁盛时代。民初小说的特点回归传统，文言小说居多。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被引入国内。用文言文写侦破小说，这一点在《刘半农侦探小说集》可见一斑。内容里既有中国民国版侦探，也有翻译过来福尔摩斯新形象，用刘半农的话来说，写小说就是“制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
二、“捕快老王”系列——晚清民初侦探小说本土化
20世纪初外国侦探小说的传入，改变原先中国这一类小说的创作。由案狱故事而来，历经“志怪小说”、明清公案小说，因着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融合，20世纪中国新文学侦探小说诞生并出现热潮。
这时期的侦探小说常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进行内外聚焦。开篇《假发》就以“我”某新剧社编辑的视角破获了一起假发盗窃案。而“捕快老王”系列《匕首》、《淡娥》 则是刘半农的侦探小说精华之体现，也是窥见晚清民初侦探小说创作的范本。这一系列很明显带有着中国文化自身情境，大都发生在上海、苏州市民间的社会事件，比如财产被盗及人命官司。主人公老王，符合中国公案小说为民除害的捕快型人物，在刘半农笔下，老王呈现出来更是重视证据和细节，推理严密。《匕首》中老王因为岸上挑包袱之人用的是门闩上前盘问从而牵扯出一桩命案。与凶手对峙层层递进分析归纳，加之严刑拷打，既有西方私家侦探色彩，又有东方传统公案特点。
关于侦探小说特点，刘半农在《匕首》前言也注明自己观点：而对于我国中流以下之社会之心理及举动，考察尤力，即通人达士之斥为三教九流而不屑与交者，亦无不待之以礼，唯不为其同化而已。中西社会差异很大，小说创作应用平民百姓的社会逻辑作为自己的写作原则。所以刘半农的侦探小说平民叙事立场，更多体现中国下层社会的众生相，底层社会的真实状态。
三、民初福尔摩斯形象重塑
1896年福尔摩斯探案被翻译引入中国，当时的翻译小说中，翻译侦探小说要占据半数以上。程小青、刘半农等人都参与合译《福尔摩斯侦探集全集》。侦探小说这种文学边缘小说承担了新时期反省批判又启蒙的任务。刘半农在翻译福尔摩斯作品的跋中认为其虽然不是正式的教科书，但也蕴含着教科书的功能。
刘半农创作的《福尔摩斯大失败》被称为“滑稽侦探”小说，这类作品，继陈景韩、包天笑的仿作，开始了中国近现代“滑稽侦探”小说的风潮。本在贝克街办案的福尔摩斯因着战争囊中羞涩，华生入伍，来到上海礼查饭店接受委托人处理案件，谁知开始了他不成功的五个案件。识错人身份、入浴堂丢衣物、受骗被辱被挟制。老福来中国之水土不服令人同情。“然我即来东方有年，已深受东方社会之熏染”，已娶妻常被“河东狮吼”的福尔摩斯居然也有“多妻之思想”。
如此看来，名为滑稽实为讽刺谴责。福尔摩斯初来之时，四处碰壁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浸润多年后娶妻成立福公馆俨然社会上层，思想也与之东方化。这番转变，不仅说明了早期文化科学的传入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也同时指出了根源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和弊端，这是晚清民初小说，尤其是侦探小说中的启蒙意识是与后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反思有着传承的。
把社会所见的畸形盲点扩大引发注意，如老舍所说“马克吐温的以美国商业化的观点作幽默的材料，不仅是招笑，而是也替近代文明担忧”，刘半农的侦探小说更多的是构建人心，启发民智。在文人发出时代哀音的同时从传统的“劝善惩恶”出发，与传统亲近，向西方学习。
纵观全书，文言居多，且有地方俚语行话，但注释详细，读来并无艰涩之感，短句居多，表达自由，三言两语，掷地有声， “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 这位“滑稽艺术家”之小说足疗我辈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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