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霞是一个出生在1982年的工人女诗人。在如今这个网络碎片化时代，读诗的人少，写诗的人却依旧在困境中坚持。网上可以找到邬霞2015年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视频，她因为创作《我的诗篇》被改编的纪录片电影走上了红毯，玫红色的吊带裙映衬着她倔强的脸庞。她的诗歌来自苦闷的流水线生活，优美又忧伤，如同穿上吊带裙的夜晚的月光。
一、四年，哭了200多次，写了6部小说
和其他职业诗人不同，邬霞一直漂泊在城市的流水线工厂中，尽管她不喜欢。但生活的重压下她的诗句文字却记录下这个打工人群体的发展现状，甚至因为生活所迫，她放弃了写作。
《我的吊带裙》相当于是邬霞的自传，里面有她闯荡深圳二十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的打工境遇、她的婚姻生活与她挚爱的写作，这是她十多年来的心血，是骨头里流动的江河。
在《我的吊带裙》里，可以清晰看到邬霞不平凡的人生履历。渴望城市生活的她虽然满纸写了27个梦想，最终却在初二辍学到深圳制衣厂打工，那一年她只有14岁。流水线的生活比电视剧《外来妹》还要真实，就是因为在拥挤的宿舍走廊里刷牙吐一口嘴里的水，就无缘无故被罚了200元钱，人格也受到了极大侮辱，娘俩抱头痛哭。处在这样的环境，这个小女孩郁郁寡欢，“像个沉默寡言的老太婆”。
对抗这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一天晚上，“余怒未消的我突然一激灵，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16岁的邬霞一旦有了写作这个梦想，就如同黯淡的生活中有了一丝光亮，她开始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小说创作，最开始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写小说是属于我的隐秘快乐，也是唯一的快乐”，但出版社的拒绝打破了小说美丽的滤镜。四年的流水线生活，邬霞哭了200多次，但她的箱子里装了6部写完的长篇小说。邬霞这样的韧性让我想起了美国的雷蒙德·卡佛，同样是真实惨淡的生活场景，困难在这里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大胆的揭露，真实的困窘。
从制衣厂女工、仓管、到文员，几乎每一份工作背后的艰辛都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天要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复杂的金钱纠葛，还有各种陷阱与非礼事件，这个社会对邬霞们太不友好。
本性善良的邬霞们是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她没有同流合污，或堕落自暴自弃，她选择干干净净离开工厂。
走出工厂，我如释重负地抬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它干净，纯粹，没有一丝瑕疵。
习惯了失败的邬霞有一个优秀的特质——坚持，不管是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上。
二、邬霞们的愿望
花季少女渴望的美满婚姻到了邬霞这里，命运女神并没有善待她，遇人不淑，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婚了。男方在书里就是简单一个字，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复杂的情绪，也涌进来不少女性的委屈和心酸。这段婚姻里没有一丝甜蜜，都是痛苦和遍体伤痕。邬霞在书中深刻剖析了自己，也是在告诫所有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婚姻或者男人身上。人生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有时候要当机立断，否则拖拖拉拉受罪的是自己，后患无穷。
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做个小生意，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邬霞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里面安心自由地写作。因为金钱压力，搬家合租的生活鸡飞狗跳一地鸡毛，邬霞的愿望还在想象之中。
深圳的工厂在逐渐消失，90年代的打工潮到了如今已经出现了招工荒的局面。家乡建设很美好，但见证深圳腾飞的邬霞对这座城市依旧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谊。她还在为生存，为了孩子上学而奔波，甚至压榨停止了她的文学创作，但《我的吊带裙》结尾她还是道出了自己的小目标——我想写一部长篇打工小说。
对照电视里那些悬浮的作品，邬霞的小说《我的吊带裙》与她的诗歌一样把生活与写作的界限打开，笔下平凡打工人奋斗的生活片段，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标志。这是一个时代标签，如同邬霞喜欢的吊带裙，生活切割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依旧有勇气有信心去挫败那些苦难，映照出吊带裙上的一抹亮色。
借用作家冯骥才的一句话：作家天生是低调的。他们各自生活在社会深深的皱褶里，也生活在自己心灵与性情里，所以看得见黑暗中的光线和阳光中的阴影，以及大地深处一级的疼点。
直击痛点的邬霞写作机会难得宝贵，所以，去阅读邬霞的文字，去朗读她的诗篇，去买她的出版作品，因为这样的支持会让邬霞们的愿望至少可以实现一个，比如：
干净的客厅，雪白的厨房和卫生间，宽敞的卧室，软软的席梦思床，明净的窗户和米白色落地窗帘。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再也没有争吵、眼泪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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