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有人能数十年如一日用书信访谈去了解鲁迅先生，去抢救活资料。陈漱渝早在1976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室之前，从1974年自学鲁迅开始就与外界通信频繁，到1992年大多数作家用电脑取代了钢笔结束，90多位写信人，近300封书信，从与鲁迅先生日常有交集的同代人到同时期鲁迅研究学者，两代人的鱼雁通书，包括珍贵书信手稿，都在《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中可见当代学者研究鲁迅工作的专注与认真，也见证了鲁迅精神的传承与回响。
陈漱渝在研究鲁迅资料之所以采用书信的方式是基于大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走访或通函鲁迅的同时代人，在烟海般资料里去挖掘出史料的边角，一方面是作品的归属问题，是否为鲁迅本人作品，需要身边亲人或者师生好友进行见证，一方面鲁迅先生1926年以前在北京时期、二六年以后与1927年到1936年到上海以后不同时间段相知相识之人，如李霁野、曹靖华、冯雪峰等人，很多当事人已经去世，作者则和他们的后人联系，获取了很多史料还有参与去世名人的诸多遗稿。有关专家学者，比如八十一岁的茅盾先生，作者亲自去拜访。这些许广平先生所说的鲁迅研究“通人”，很多已经是耄耋之年的现代文学奠基人、诸多领域的学术大家，作者的采访通信确实是“抢救活资料”。
对于这些书信，陈漱渝认为这些著名人物的书信都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同时这也是一部学术答问集，能够反映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日益成熟的历史过程，更能成为治学的借鉴，可见当时研究者对学问砥砺前行的专注。
书信中内容从不同层面再现一个真实可亲可爱的鲁迅，比如鲁迅和共产党人、左翼青年，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教员同志曾评价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曾任文化部部长的陈沂信件中有提示：鲁迅先生“那次从上海北来，可能是有党的介绍。出面接待他的，主要是范文澜同志和左联当时的负责人之一陆万美。”当时党组织要组织开放抗日宣传活动，鲁迅先生在中国大学等地进行了五次演讲。在台静农家座谈上鲁迅先生也对刊物提了三点意见，就此陈沂还到鲁迅先生家报告工作情况，当时鲁迅先生中心意见就是针对王明路线提出扩大团结对象，与群众多接触。
其他信件也证明鲁迅先生曾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担任理事，宋庆龄、蔡元培领衔反对法西斯政治与独裁的组织，同时第三国际联络员史沫特莱也参加，这也证明背后有党的推动。在胡风的信件中，更证明了鲁迅在金钱上给予中央军委的帮助。而鲁迅先生在文章里多次提到的内山书店，其实就是鲁迅先生与党密切联系的地点。他放在内山书店的白信纸，胡风让联络人吴奚如用碘酒擦看过知道是被关在南昌监狱的方志敏烈士写给鲁迅的营救信和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可见在营救方志敏的过程中，鲁迅是参与其中的，并保存了烈士的物品。
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刘进中也在信件中讲述了共产国际牛兰夫妇在1931年被捕后判处死刑。这期间共产国际进行积极营救，鲁迅先生等人也参与营救，最终在巨大力量声势下牛兰夫妇被改判驱逐出境。
从北大《新青年》时期、广州“四一五”大屠杀、1931年上海左联被迫害，鲁迅先生离家避难，五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时，鲁迅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的心始终挂念着这些年轻人。
在作者和学者李霁野的通信中可以见到鲁迅思想的转变轨迹，鲁迅先生从归国之后通过很多翻译作品了解爱罗先珂、吉开迦尔的作品，包括叶赛宁，他的评价都十分中肯。在国内未名社、创造社，包括左联等演讲和发表的文章都可以看出他从原先进化论思想出发，把希望放在前进的青年身上，尽力去扶持，这一点李霁野认为自己翻译作品写作受到鲁迅先生很大影响。但在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先生看到了革命的巨大力量，这让他了解到中国革命的脊梁究竟是谁，所以在台静农家探讨时就明确说出要团结工农群众。鲁迅先生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世界观。
所以这样追求真理的先生才值得全世界去关注，他的作品被翻译不同的语言享誉海内外。而八十年代中期污蔑鲁迅先生的歪风骤起，在陈漱渝于研究鲁迅学者的信中也看到他们拨乱反正，勤奋和研究的精神，还有保卫鲁迅先生的勇敢和热情，让人钦佩。
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努力和搜集材料，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鲁迅这不平凡的一生，这坚持前进的一生，而这样的治学精神，在如今浮躁的社会已然不多。“云中谁寄锦书来”，这些前贤的一瓣心香要不断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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