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若干则（七）

二十二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儒林四·叶适传》载兵部侍郎林栗劾朱晦翁，叶适争曰：“栗劾熹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修洁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如此，则“道学”一语，纯是恶名，乃南渡朝廷宵小弹击正人之名也。而《宋史》立传，若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张横渠、邵尧夫、张南轩、朱晦翁等大儒，公然在《道学传》，则袭用郑丙诸小之恶评乎？而史官此语更以道学之名为非，又何以竟于道学诸传中彰大各人学养名节，而不以名实相左为意耶？又，道学一名，既南渡以后，群小所立以诋正人，濂溪、明道、伊川、尧夫先生在中原沦丧之先，又安得归诸道学名下乎？为正人立邪屈之名，《道学传》失褒贬之旨；归先人入后出之类，《道学传》失条理之序。既失其旨，又失其序，可见《宋史》不宜立《道学传》。

二十三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小人之得势，亦在人主有怠心肆志，小人始得以逞也。汴宋人物之升降，宜以熙丰变法为转折，王荆公为行新政，往往引小人以为心腹，国是因而堪虞。然而元丰后半以至元祐，君子时有振起，殆以神宗之有悔意，而慈圣、宣仁二太后有巨眼也。哲宗以少年亲政，欲纾元祐垂帘之郁气，复乃父熙丰之格局，章惇乃得有隙可乘，跻高位而逞凶，挟人主而报怨。元祐君子，皆罹其祸，正人因而寒心，后世不免扼腕。汴宋之衰，殆发于此，以至二蔡当国，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相继为民贼，朝无诤臣以争，野有刁民之祸，终肇靖康之难，读史至此，知此必然之事，徒生概叹耳。由是知人主不可须臾有怠心肆志，国家之兴衰安危系于此亦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