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公史论（三）

《高宗本纪·赞》说：“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于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这段史论末尾用“可谓难哉，可不慎哉”的慨叹不能不说是沉重的，是欧阳修从他的角度出发认识唐高宗的感叹，但不能作为公正客观的历史论断来看。

这段史论以历史的眼光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其一，唐太宗在择立继嗣的时候，的确是昏昧不明的，他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儿子们的个性，也似乎不清楚继承人需要哪些品质，在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游说下立了李治这样的储君；用“昏童”二字来形容唐高宗李治，也是恰当的。可以说欧公的这段史论在前半截是合乎事实的。其二，就是关于唐高宗因为对武则天的宠信造成权力转移以及相应的其他后果，欧公的观点就偏离了客观，而转向了君权世袭制和男权体系，夸大了事实的负面影响。唐高宗的才智是中等的，但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君主制时代，都不算是最差的，他惑于“私爱”造成大权旁落，也是有类似性格的君主的通病，只是大权旁落不是落到强臣巨奸手里，而是自己的妻子武则天手里。正是这一点，造成欧阳修这样的一代文宗也要丧失理智，违背客观事实而对高宗的昏昧大加挞伐，因为他的立场正是世袭制和男权体系，他不允许君权落在外家——女性手里。因此他即便是知道武则天时代并没有大范围的动乱和国家的大祸难，他也要说这是“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倘能起欧公于九原，要问他这“毒”和“祸”在哪里呢，他恐怕也不能说清楚，只能说出大批李家宗室被害的事实——但是李家亲戚就算天下、邦家了吗？恐怕欧公也会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