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剑》心解（一）

       《碧血剑》一书，首先让我看出来的是两个字：忠义。这个忠不是臣对君的忠，而是精忠报国的忠；这个义也不单是侠义的义，更有儒家的仁义的义。

       在这部书里，乍一看，精忠报国好像仍旧沿袭了岳飞那样的愚：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这一点又因为主人公袁承志是明末忠烈袁崇焕的儿子而得以凸显。单纯地讲，或者仅从抗击外来侵略一个角度来看，袁崇焕的确是战功卓著，足以彪炳千秋的；而他的冤死，也与屈原以降的一切信而被谤、忠而见疑的骨鲠之臣有了同样的路径。因此，这样的忠便被抨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新人”目为腐朽，打入另册；于是连《红楼梦》这样的“天书”中也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判。

       可是《碧血剑》里的忠却远不止此。精忠报国在这里真正成为了对国家的忠诚，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无论袁承志这样的“忠良之后”，还是穆人清这样的“神游物外”的高人，他们行动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的荣辱名利，而是生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这里虽然有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也掺杂得有私人的恩怨——如袁承志在行动之初总执着于为父报仇，要杀掉崇祯皇帝，但起码他们有对天下的责任感，有解民于倒悬的自觉意识。这毋宁说是中国文人长期的个人训练中形成的内心修养。仁者爱人，仁者不忍。一个君子，他是智者也好，是侠客也罢，但首先他是一个仁者。他们在长期修炼过程中培育起来的良心告诉他们，无论自己的人生道路是“穷”还是“达”，无论国家的形势是“有道”还是“无道”，自己的注意力都应该在天下苍生，而不是一己之祸福。他们会自觉的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便是对于国家的忠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王朝都有这样的耿介之士，汉代的李膺、张俭，唐代的柳宗元、韩偓，明末的顾宪成、陈子龙，不胜枚举。无论是不是“国君死社稷”，他们是必定要与天下共存亡的。如果把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等同于臣之于君的忠，或曰忠君思想行为的复制延续，那则是对于这样的现象背后的精神力量的漠视，是强加给他们的一层屈辱。实际上这一类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提纯了，他们捐弃了其中的“邦无道则隐”的道家成分，成了不折不扣的忠烈之士。

       至于义，那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所能涵盖的。在本书中，这种义不但表现为对朋友的信义，还有对于普通大众的博爱。所谓的行侠仗义，也许出于好勇斗狠的本性，出于路见不平的心血来潮；可是对于普通大众的博爱，却仍旧要源自“兼济天下”的内心修为，这需要表现在危难关头，而扶危济困也不仅是通过体力较量所能完成的。这表现在袁承志在衢州石梁对受温家欺辱的乡民的赈济上，此后他对李自成义军的资助同样是出于这样的心性。

       因此，可以这样归结：忠，是主要对于国家的；义，是主要对于人民的。忠是仁人君子对于江山社稷的尽忠职守，义是他们对于民命的关注与救济。二者合成了儒家的社会观，也构成了《碧血剑》的主流思想和男主人公袁承志的社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