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忠义是《碧血剑》的主流思想，但毕竟这还是一部武侠小说，因此其中不免缠绕纠结着江湖仇杀，否则就太正统而近于政治教条了。在忠义的社会观主导下，主人公仍旧纠缠在公义和私仇之间，摇摆不定。
可以说，主人公袁承志的性格其实实在不分明，连作者自己也承认他“性格并不鲜明”。也许因为这是作者第二部小说，创作技法不成熟；也许因为作者已体察到生于17世纪中期的中国，那样一个变故迭生的年代，人们的性格本就摇摆不定，没有充足的社会土壤来生长杨过、乔峰、郭靖或者令狐冲、段誉那样的大智大勇英武果决或者风流缱绻各执一端的人物，即便是上一个王朝末期张无忌那样“拖泥带水”的鲜明，也不太可能有。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没有咬牙切齿的恨过，没有盟山誓海的爱过，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乐过，也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苦过。相对于上述几个男主角人生经历的传奇丰满，袁承志的人生比较平静而单薄。虽然也有夏青青、何惕守、焦宛儿、安小慧、阿九等女性的活动，然而袁承志的感情生活总不能让人的心里起什么大波澜，这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这样的缺陷也许还源自主人公的取材，因为他是蓟辽督师袁崇焕的儿子。他身上背负的家恨与日炽的国势都使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在儿女私情间盘桓。所以他一面想要杀掉皇帝报父仇，一面忙着支援李闯义军和抵制狼子野心的满洲人。可是在这样的公义与私仇面前，他面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他的仇敌在公义中扮演着中坚的重要角色。毋庸置疑的，农民起义军的仓促集结与简单的战斗目的，都不足以与训练有素的国家军队相抗衡，即使侥幸能推翻政府，也不足以在短期内组建抵御劲敌于边塞的新国家。闯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完全是明王朝军制的积弊和内政腐败共同作用的帮助；而刘邦初立国便以三十万大军被围白登，已足以说明农民义军的战斗力。所以李自成的军队不可能抵挡满洲兵马的入侵，是一开始就注定的事实。因此明智的中原汉人都知道不能假借这股力量来抵抗势力日张的满洲。这也便是袁承志（也是作者创作）的潜意识所在——不能因为私仇杀了皇帝，还要用他权力中心和精神偶像的地位来集合全国的军队对抗外族。因此以袁承志当世罕敌的功夫，不入皇宫行刺，这并不仅因为如果那样他极可能得手而一得手就与事实不同了（这部小说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这类小说的限制是不能改变作为背景的历史事实）。
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曹化淳谋反时）袁承志想：“眼前无论如何要先救皇帝，使得勾引清兵入关的阴谋不能得逞，待闯王进京之后，再来手刃崇祯以报父仇，这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大义”。这意味着袁承志是打算依靠闯军抗清的。也正因为这样，才致使后来闯军入京后他碰上阿九求情，心软没有手刃仇人。在他而言，拥护闯军就是公义（因为他认为闯军就是“人民军队”）；杀崇祯这样的报私仇是需要让位给服从公义的。他几次想到要入宫行刺，却一直停留在计划阶段。
同样是报父仇，同样是抗外敌，杨过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从来都不含糊，报仇他可以半夜操刀，抗敌他可以百万军中取主将性命。可是袁承志从来都不坚决。起义举他不坚决，杀仇人他不坚决，以至于最后阿九一句话他就饶了皇帝的命。
即使是爱情，他也不能理清楚说分明。他从没有像杨过或张无忌那样向情人表白，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剪断多余的情丝——当然这明显受到现代婚姻制度的约束——在最后告别时，他仍旧“心神大乱”（对于阿九）。这足以证明他不是那种能够果断取舍的人。
由此就可以断言，作者“后记”中说本书的真正主角是袁崇焕和金蛇郎君，其实是作者自己的成见。因为整个故事已经偏离了他设计的轨道：袁崇焕和金蛇郎君在故事开始时已经死去了，虽然他们在故事的发展中阴魂不散，指导着主角与配角的行动（如袁承志的复仇与习武，温氏五老与何红药的报复），但他们不过只起到了线索的作用——由他俩引出人物和故事；而他们的性格投射到主角身上，都已走了样。袁崇焕的忠君到了他儿子已经成了忠国，金蛇郎君的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到了他女婿那里已经褪掉了一半的光泽——我突然想到，这就好比生物遗传学里讲的，子女只能从双亲的一方继承到一半的遗传基因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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