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很有名的三条誓约：一、不加刑于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最后一条实则为前二条的强调，实际上誓约只有两条。
这个誓约，《宋史》中无明文记载。时人其他笔记中间或提及。陆游《避暑漫钞》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疾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有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宋史·曹勋传》中果然有：“勋从徽宗北迁，过河十余日，谓勋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书领中曰：'可使即真，来救父母。’并持韦贤妃、邢夫人信，命勋间道行诣王。又谕勋：'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这段话把誓约约简为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柴氏子孙到北宋末年所剩寥寥，所以徽宗才略去不提。
也许正是有了这条誓约，宋朝君主对士大夫才格外宽纵，即便加罪也止于远放边疆。比如《宋史·高宗本纪》“绍兴元年五月，湖州进士吴术上书论宰执，送徽州编管。”
王船山作《宋论》卷一太祖篇第三条却有出入：“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损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发，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也。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听其自取而不与争，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里竟然提到不加赋，比陆游所记多一条，不知船山先生得之何处。
于是通观《宋史》，高宗之杀陈东极不可忍。《高宗本纪》：“建炎元年八月庚午，用黄潜善议，杀上书太学生陈东、崇仁布衣欧阳澈。”这样的违反誓约，只能看作是高宗即位之初，被奸佞小人蛊惑煽动，否则宋朝三百年何以只此一例破誓的，而高宗并未遭遇不祥？而王船山如此论道：“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排众怒而骈诛于世，视李纲如仇讐，以释女直之恨，是岂汪（汪伯彦）、黄（黄潜善）之能取必于高宗哉？”如此，也可断定高宗的怯懦，不敢任用陈东等人物极力推荐的李纲抵抗金人，而采纳黄潜善建议杀了陈东来讨好金人——如此软弱，南宋有什么恢复的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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