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2014年过去之前读完《哈佛遗墨》，看来具有一种纪念意义，因为2014年刚好是《哈佛遗墨》的作者杨联陞先生诞辰100周年。而这本由其外孙编辑的小册子，本意也是为了纪念杨先生诞辰90周年，于2004年初版，又在2012年经修订出版的。所以它的编辑出版，本就有一份纪念性质在，是来自于家人的怀念，同时，也不无对这位学术界前辈的仰慕。因此对本书的阅读，也就让人不由兴起对前贤的宗仰；同时，本书也可以说为中国文化传统爱好者提供了另一个参照表，一枚开启文史大家的家门的钥匙。
无论借助互联网中日新月异的信息，还是借助《哈佛遗墨》的附录中编者的介绍，我们都可以对杨联陞先生其人有一个整体印象。这位出生于辛亥革命之后，只活了七十六年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濡染，以及他在这个领域的建树，他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他的前辈师长——那些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大师们，也丝毫不亚于那些活到耄耋之年也笔耕不辍的耆宿们。一如当代学者胡文辉曾不无艳羡地说到的：在中国近代——具体指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到二十年，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一个扎堆出天才的时间段，中国学术在这三十年（一代人的长度）里呈现出一幅英才辈出、群星闪耀、竞吐光华的画面，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史领域，还是结合了现代科学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领域，抑或是自然科学界，都如潮水般涌现出一批宗师级人物。也许正因为这样的风起云涌，在这个风潮过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才相对反而显出萧瑟与不济来。杨联陞先生正出生在这样的时候——1914年，中国绵亘了二千年的帝制已经推翻，而革命者们倡导的共和却并未建立起来，为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所渴望和效法的西方，也处于世界大战的乱糟糟中，似乎客观局势注定了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学者会面临一种青黄不接的尴尬。也许正因为这种尴尬，让胡文辉那本对于严肃文史研究者而言近乎游戏之作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将天罡三十六星都分配给了1880—1910年出生的学者，这里头唯一出生于1910年之后的是钱穆的高足严耕望（1912年生）。而该书地煞七十二星中也有这30年出生的人，则是其学术水平的问题——地煞星的头两名，正好是杨联陞与余英时（1930年生）师徒二人。
当然，人类的学问无止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不能简单用排名来衡量水平高下——胡文辉自己也说那个一百零八将的座次并不是学者的“排名”，这正是中国俗话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鉴于在世时的学术建树，与在本学科的影响和其他学者的评价，仍旧可以对学人的地位作一个粗略估算，所谓“虽不中亦不远”。这也许正是胡文辉把杨联陞师徒二人放在地煞星前两名的原因——他们当然没有超过早于他们一辈的师长们，但绝对是同一辈人中的佼佼者。而杨氏之所以排在其高足余英时之后，大致因为他的学术成果不及余英时之故。仅就个人阅读经验而言，杨先生治学的严谨、眼光的独到、运思行文的高屋建瓴，都继承了他的师长们的衣钵，使他位居同辈学人的魁首而当之无愧。
杨先生对于中国学术的贡献，主要见于《国史探微》和《中国制度史研究》等书。而他的兴趣之广泛，学问之渊博，又远非这些文章所能概括。《哈佛遗墨》这部352页的小册子，正提供了了解杨先生的钥匙。他在绘画、围棋、诗词曲等中国传统文人的技艺方面的造诣，都远非同辈学人乃至师长们所能比，甚至兼及桥牌这样的西洋娱乐项目，更见出他并非死守书斋不问世事的老夫子。这应该源自他的世家出身，家庭熏陶使之对中西技艺兼收并蓄，也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姿态，使他能对中西学问有博观约取的可能。唯有这样的姿态，才能既避免中国旧学术的琐碎，又不流于当时人受全盘西化思潮影响的妄自菲薄。在文化传统方面的自信与互相尊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走向科学的求真。杨联先生在《国史探微》、《中国制度史研究》等书中的论述，无不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上。
《哈佛遗墨》一书证实了其他回忆文章或者专论对于杨联陞先生的评价：国际汉学第一人。书中《追怀叶师公超》一文中，杨氏自己说：“因为这时我对所谓西洋式的汉学，似乎已考试及格了。”这种自觉，外人看来有些自大，但作为一个学有所成且以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具有这种自觉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单此一种评价，就足以让杨氏超越他的前辈们（那些位列天罡星的名宿们），它肯定了杨氏在中国传统学问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这一点，不但他的先生陈寅恪先生（《点将录》排第四）达不到，而且至今看来，他的学生余英时也还没达到。诚如余英时说的“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即便是著述成果上，余英时做到了“弟子不必不如师”，但余英时达到的是钻研的深邃，以及个别专题的开拓，而杨联陞先生在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上的宏观视野与高屋建瓴的气魄，仍旧是余英时达不到的。本书中所辑录的文章，时间跨度大，从杨先生求学的青年时期，至垂暮之年客居海外，一方面表现出杨氏在学问上的“早慧”，一方面也表现出上述气度。他在文章中一再以学问“杂货铺”自比，这固然是一种自谦，但也唯有具有了上述宽度和高度，才有可能发出这样的谦抑之词。杂货铺虽然看似档次低，乏善可陈，但是要达到杂货铺子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是需要在自己领域里“规模化生产”和“精耕细作”才能达到么？这也并非单靠天分和机缘就能实现，更不是投机取巧走快捷方式来的。
100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短，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积淀而言更不值一提。但这一百年（1914—2014），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在英才辈出的年代里，杨联陞这个学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占尽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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