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有“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条，详细剖辨了新法的问题，备录于此：
“熙宁三年，予自蜀至京师，上书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见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时参政王介甫、副枢陈旸叔同管条例事，二公皆未尝知予者。久之，介甫召予与吕惠卿、张端会食私第，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阅之，有疑以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称也。’予知此书惠卿所为，其言多害事者，即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面颈皆赤，归即攻之。予间谒介甫，介甫问予可否，予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矣。唐刘晏掌国用，未尝有所假贷，就其靳者，晏曰：“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吏以法责督，非民之利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不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故自掌利柄以来，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又何必贷也？”晏之所言，则汉常平之法矣。今此法见在，而患不能举，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甚长，当徐议而行之。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法。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予阅条例司所撰诸法，皆知其难行，而广廉常上言乞出度牒数十道鬻，而依关中漕司行青苗事，春散秋敛以侔利，与惠卿所造略相似，即请之出施河北，而青苗法遂行于四方。
“予在条例司，王介甫问南盐利害，对曰：'旧说有三而已：其一，立盐纲赏格，使官盐少拌和，则私盐难行；其二，减官价，使私贩少利；其三，增沿江巡检，使私贩知所畏。若三说并用，则私盐宜稍增。然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介甫曰：'不然，但法不峻耳。’对曰：'今私盐法至死，非不峻也，而终不可止，将何法以加之。’介甫曰：'不然。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而败者止一二，其余必曰：“此不善贩，安有败？”此所以贩不止也。若五家败，则其余少惧矣；十家败，则其余必戢矣；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人知必败，何故不止？此古人所谓“铄金百镒，盗跖不辍”也。’对曰：'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
“一日复问铸钱，对曰：'唐“开通”钱最善，今难及矣！天禧、天圣以前钱犹好，非今日之比，故盗铸难行。然是时，官铸大率无利，盖钱法本以均通有无，而不为利也。旧一日铸八九百耳，近岁务多以求利。今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宁初止于此，闻后又增仅二千矣。钱日滥恶，故盗铸日多，今但稍复旧，法渐正矣。’介甫曰：'何必铸钱？古人以铜为器皿，精而能久，善于瓷漆。今河东铜器，其价极高，若官勿铸钱而铸器，其利比钱其厚。’对曰：'自古所以禁铸铜为器皿者，为害钱法也。今若不禁铜器，则人争坏钱为器矣。’介甫曰：'铸钱不如铸器之利，又安以钱为？’对曰：'人私铸铜为器，则官铜器亦将不售。’介甫曰：'是不难，勒工名可也。’不对而退。其后铜器行而钱法坏。”
这条详细的谈话记录可以看作变法之初的正反两方代表意见争论，作为这场变法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作为先后登上北宋权力巅峰的人物，这段对话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对话中可看出，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兴利，减少民间的私贩盐私铸钱，也便是收利于公于政府。货币固然该国家统一铸造，以防伪滥，盐也由国家统一销售，这在古代中国是规矩。然而王安石处处利字当先，他要的是百姓不从贩运铸造中获利，乃至不惜以严刑来遏制私盐，其目的还是攒利于上；又咬定铸铜器比铸钱利厚，不顾事实，希图公家从铸造中获利。这种立场便注定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他谋求的是利益，而不是国家人民的福祉，这便印证了孟子说的失道寡助——谋利而不谋福，还不失人心而寡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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