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此语比王安石为皋陶、后稷，正得比人之体；然而皋陶、夔更无古人可师法，犹致太平，而荆公只致社会衰落，此语正可反驳王安石的狂悖。
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一条“读书”正好谈到此事：“当时赵清献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此亦忿激求胜之辞，未足以服荆公。夫文籍既生以来，便有书。皋、夔之前，《三坟》亦书也；伏羲所画之卦，亦书也；太公所称黄帝、颛帝之丹书，亦书也；孟子所称《放勋》曰，亦书也；岂得无书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读书者，当必与荆公不同耳。当时答荆公之辞，当曰：'公若锢于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观理，稽众从人，是乃不能读书也。’”以王安石之强横，我以为此语反不如赵抃之语能有效反驳王安石。直言皋、夔读何书，以王安石标新立异自我作古，必然不及罗大经所谓三坟、卦、放勋等细节，所以这样一说，必如突发之迅雷，王安石必然措手不及。而如果像罗大经假设的那样回应，王安石又岂会闭口心服——他正是这样不虚心从人的人，这句话说到他痛处，他要么予以打击报复，要么强词夺理，小题大做，又哪里是明智的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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