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的衰落肇始于韩侂胄开禧用兵,是有一定道理的。《宋史》几篇传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此事。
《何澹传》:“吴曦贿通时宰,规图帅蜀,未及贿澹,韩侂胄已许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伪学,汲引至此,今顾立异耶?’”由此可见,韩侂胄引为己助的都是势利小人,黜伪学,何澹出了力,韩氏以为他是同党,轮到吴曦据蜀,所有关节都打通了,只没有贿赂何澹,何澹就不赞同——这又哪里是有心立异?贪财而已。
《方信孺传》:“至濠州,金帅纥石烈子仁止于狱中,露刃环守之,绝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归币可也,缚送首谋,于古无之,称藩、割地,则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如此看,方信孺已是尽到使臣的责任,守住了和谈的底线——不交送开战的主谋,称臣、割地更是“主权”问题,应由皇帝和朝中大臣裁决。他又说:“且以曲直较之,本朝兴兵在去年四月,若贻书吴曦,则去年三月,其曲固有在矣。”金人许吴曦称王在先,宋宣战在后,则曲不在宋,方信孺于此也是据理力争了。可是“信孺还,言:'敌所欲者五事:割两淮一,增岁币二,犒军三,索归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问,至厉声诘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师头耳。’侂胄大怒,夺三秩,临江军居住。”方信孺并没有答应金人的要求,韩侂胄只因为他在逼问下说出这要求就将他贬官,可见器识到底不宏远。因此,此传云:“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返,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然愤其不屈,议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议,增币,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可见韩侂胄多么莽撞愚蠢——方信孺守住了底线,未失国体,他把方信孺降职,找个不顶事的人去,结果连自己的头都交出去了(虽然杀韩侂胄有另外的原因,但至少方信孺是个有坚守的使臣)。
《徐邦宪传》:“召对,邦宪上言:'今日更化,未可与绍兴乙亥同论。秦桧专权,天下犹可以缉理,今韩侂胄专权,天下败坏尽矣。’”绍兴乙亥即绍兴二十五年,那年秦桧死,高宗朝政得以改良更新。徐邦宪此言发于韩侂胄诛后,类似于秦桧死后的局面。然而事实也正如他说的,秦桧虽奸恶,尚有正人贤臣在,天下犹有可为,韩侂胄诋斥正人,毁坏学术,正人贤臣并尽,天下就不可救了。
《魏了翁传》载了翁言:“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谓将有北伐之举,人情恟恟,犹疑错出。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对策狂妄,独侂胄持不可而止。可见徐柟亦是韩侂胄党人,他想弹劾韩侂胄的反对者来讨好主子,殊不知此时韩侂胄尚余一丝理智,明白魏了翁说得有理,不可以江南全力孤注一掷以击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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