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長期保持追索的一個話題：陳寅恪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有多豐碩。眾所周知的是，陳先生的摯友王靜安先生知天命之年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而陳公的傷悼之情一再訴諸文字，從詩歌，到碑文，到散文，但是作為前朝遺老之後的陳先生，並沒有步王先生後塵。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己丑鼎革之際，傅孟真、胡適之諸公多方遊說，陳先生仍舊沒有離開這個父母之邦，也沒有應當局之邀，入座朝堂，位列仙班。僅此一點，已經應驗了陳先生在詩中引用傅青主詩自注的“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未從王靜安于地下，是為不死，草間偷活于嶺海，是為不生。這種現實的選擇和精神處境，在有關陳先生身世的“元典”如《寒柳堂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和《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記載甚詳。
我個人認為，陳先生在歷次天地大變革之際的人生道路選擇，就已經留給了我們一筆豐碩的精神遺產。這筆精神遺產的豐碩程度，和他留給我們的學術遺產完全可以媲美。陳先生世家出身，其早年的求學經歷，其父兄為國為文化的苦心孤詣，都決定了他絕不會做一個個人主義者，絕不會為了個人利益而取媚邀寵；也不能用簡單的心懷天下來概括其心胸氣度，終其一生，陳先生是為中國歷史傳統而活著的，他頂住現實生活的貧窮和精神處境的困厄的壓力，筆耕不輟，這一點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罕見程度也是公認的。可以毫無疑義的說，陳先生這一點是可以上繼太史公而毫無愧色的——太史公當雄猜獨斷之主，身廢而筆不停，終成中國歷史開山之作，陳先生雖沒有取得如此成就，但也是囿於體制之弊，然而他這樣的選擇和堅持，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承繼了太史公（太史公也是繼承南史、董狐的史官傳統）而下的歷史學家的精神傳統，因此他作為中國歷史傳統的傳燈續命之人，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
陳先生的故人馮芝生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把陳先生和王靜安先生比為現代的伯夷叔齊。我覺得這樣的比擬是不妥當的。雖然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對比于王靜安和陳先生不“效力於”新政權，有相似性，但是伯夷叔齊二人餓死首陽山，除了聖人有“求仁得仁”的評價，別無建樹，相比于王先生中年自戕，陳先生獨立嶺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間，都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陳先生晚年對於政治壓力的抗拒，和其中年對當朝鉅公的排斥是如出一轍的，和其父祖對黑暗現實的對抗，也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抗拒，在現在看來，等於引火上身，其精神力量之宏大，與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也是等同的。因此 可以說，陳先生在“不生不死之間”，用書生脆弱的肩膀扛起現實巨大的壓力，還在這樣的壓力下為我們留下豐碩的學術遺產，其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筆豐碩的遺產。
將近一千四百年前，陳子昂在幽州臺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不難看出這裡有文人的自我放大和藝術的誇張。陳寅恪先生在人生，在中國歷史傳統上，也必定不會是空前絕後的。但是他對前賢往哲的精神的繼承和發揚，作為一筆遺產，必將成為後學的榜樣，照亮讀書人的心靈暗野。
联系客服
